出於什麼機緣，康熙和太陽王這一雙君王的交會有如完美的鏡像，映照出東西文明中真摯、向上的那一面，並賦予了歐洲和中國尋獲彼此、提升彼此的歷史契機。而歐洲人所推崇的道德精神正是天傳給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中國神傳文化最主要的內涵。 http://www.epochweek.com/b5/278/10812.htm | |
有兩位英明的君王，一位生活在古老的東方帝國，一位生活在大步邁入文明的歐洲。他們對彼此的仰慕，他們之間交換的禮物、書冊和花卉種籽，以及在他們之間搭起一座橋的虔誠的使者，形成了一段神話般的歷史。在這兩位帝王的輝照下，東西方之間形成了罕見的，近乎完美的平衡。 那是伏爾泰（Voltaire）稱之為路易十四的時代。路易十四（Louis XIV）集歐洲親王的血統於一身：他把光熱照射上法蘭西，使宮廷在貴族中享有至高的權力，並把他的意志貫徹歐洲，一手打造自然疆界的法蘭西國土，使法國躍上了歷史舞臺。路易十四的時代匯聚著推動人類思想的天才：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伏爾泰、莫裡哀（Molière）；他建立的法蘭西藝術學院、文學院、科學院為各國倣傚，推動了歐洲的思潮。「歐洲知識共和國」飛躍式地前進，人類的理性嶄露頭角。 路易十四一手打造了文化法國。從無可比擬的、輝煌的凡爾賽宮輻射出去，法蘭西王國把高雅的風格、成熟的法語傳遍歐洲，並把古典科學傳入俄國、中國。1665年，《學者報》出版，加速了知識的傳遞，是歐洲報紙的鼻祖。在所有歐洲君王艷羨的，金黃色向日葵圍繞的凡爾賽宮，俊美的太陽王穿上阿波羅的金舞衣躍上舞臺。他披上鎧甲開疆闢土，培育遍及歐洲的藝術家、哲學家、文學家，打造一個明君的神話。身為天主教王國的君王，他深信自己的一切來自上天。他取消《南詔特令》、驅逐新教徒，導致法國的技藝人才流入歐洲各國，帶動了工藝的發展。在上演莫裡哀無比誠實的諷世喜劇的宮廷，路易十四把歐洲領入了文明的新一里程。 在地球另一端，龐大的中央帝國當時是歐洲人口、疆域的近兩倍。統御這一東方帝國的是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一般，他兼有女真努爾哈赤、蒙古成吉思汗、漢族的高貴血統。他允文允武，近乎全才：騎在快馬上左右開弓箭無虛發，好獵猛虎。「康熙大帝騎術高超，姿勢優美，在平路還是陡坡上都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飛。」（白晉Joachim Bouvet，《康熙大帝》）在南書房中，康熙苦學不倦，熟讀了儒道經典，並留下涉獵廣博的著述如《幾暇格物編》和大量詩詞。康熙朝編的《康熙字典》、《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等大部叢書成為民族的文化瑰寶。另外，他還懂得樂理，會彈奏漢族、滿族多種樂器。 精力充沛的康熙在御田中親自躬耕，培育了一年兩穫的御稻米，改善了長江兩岸的稻穫量。他三次西巡、六次南巡，蠲免各地未交清的錢糧多達545次。平日出巡時，康熙仁慈地讓百姓接近他：「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為他們的皇帝是從天而降的。」耶穌會士巴多明寫道：「這位君主是人們在許多世紀中才能見到一位的那一類非凡人物之一。」 奇妙的交會 1684年，南懷仁囑託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赴法國，敦請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士為使節去中國。和柏應理同行的是一名中國青年沈福宗。沈福宗贈送太陽王《論語》、《大學》、《中庸》的拉丁文譯本，在凡爾賽宮表演了書法、展出中國絲畫，並講述了漢字的特色。這一名中國人莊重的衣袍、言談舉止叫法國人歎為觀止；他帶來的遠國文物有如一扇窗，讓他們看見了古老帝國豐饒的，前所未見的風采。 以他向外輻射的巨大能量，路易十四派遣六名國王數學家去中國。正如法蘭西把自己文化、政治的果實與歐洲各國分享，對於性喜華麗的太陽王，遣送耶穌會士、渾天儀給中華帝國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1685年，湯若望、白晉、張誠等人攜帶數十箱科學儀器，乘坐「飛鳥號」從布勒斯特港啟程。16、17世紀，歐亞之間的海路十分險惡，前來中國的傳教士多因疾病、海難而葬身大海。1620年，23位耶穌會士從羅馬出發，一路上經歷了瘟疫、海上風暴及海盜襲擊，抵達澳門時只有五人倖存。 在海上、陸上經歷了許多波折，白晉一行五人終於在三年後抵達中國京城。三十多歲的康熙命來自太陽王的使者坐在御座兩旁，對他講訴他們偉大國王的性格、事跡，就像天底下沒有比這更叫他感興趣的事了。在治理朝政之外，他讓白晉、張誠每天入宮，以滿文對他講授數學、幾何、天文、靜力學、樂理。在內廷，康熙為各種漂亮神氣的天文儀器、雙筒望遠鏡、角尺、繪圖儀器、音樂盒所圍繞。「在五、六個月的時間裡，康熙已經掌握了幾何學，能夠隨時說出他所畫的幾何圖形的定理及其證明過程。他對我們說，《幾何原本》他至少讀了二十遍。」（《康熙大帝》） 對於西學的重要，康熙有深切的認識。為了倣傚路易十四著名的法國科學院，他希望在中國也建立一所類似的學館。1693年，康熙命白晉為中國特使赴法，物色更多博學多才的耶穌會士來中國。四年後，白晉等人抵達法國。他們穿寬大的欽差大臣袍服來到凡爾賽宮，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同時，他們帶來一箱箱貴重的來自中國皇帝的奇珍異品、四十九冊珍貴的漢文典籍致贈路易十四。在路易十四回贈康熙的雕刻、珍品中，有一幅他自己的油彩畫像。耶穌會士曾描述康熙目不轉瞬地望著畫中奪目的太陽王，懷想這位和自己一樣幼年登基，遙遠西方的君主。 同時，各國傳教士關於中國的書寫，來自遠方帝國的一船船豐盛、華美的貨物掀起了歐洲對中華帝國深深的迷戀。在法國，路易十四穿中國袍服，坐轎子來到了名為「中國皇帝」的新年筵會，開始了歐洲的18世紀。 在今天，這是一個對我們來說十分陌生的世紀。 從絲綢、茶葉到日常生活的杯盞、傢具，整整一百年間，「中國風」成為歐洲貴族最大的時髦。對於17、18世紀的歐洲人，青花瓷瓶上衣袍典麗的東方人是優雅的極致。大氣的中國屏風、空靈的中國庭院喚醒了另一種美感，另一種生活。在英國，莎士比亞《仲夏夜夢》的舞臺上出現了一座神祕的中國花園。安妮女王喜歡穿中國衣袍現身宮廷，在茶會上擺放鑲嵌玳瑁山水人物的中國屏風、茶具。在俄國，凱薩琳沙皇皇宮中的中國藍廳壁上是浪漫的中國山水、人物；皇宮中巴羅克式的中國村仿造了另一個與真實相距甚遠，「中國風」式夢幻的中國。 在精神層面上，耶穌會士對中國典籍文獻的大量譯介激發了歐洲的思潮。這是文藝復興之後，正在告別中世紀矇昧的歐洲。急於改變自身的歐洲文人看見了在世界另一端，古老的東方帝國根植於道德的理性，以及奠基在這理性上的穩定、古老的文明。在這歷數千年而不衰的文明中，啟蒙學者看到了以道德為基石的自然宗教。他們驚喜地發現世界上竟有一個國家實現了哲學家治國的理想，全國從上到下崇拜聖人孔子所教導的「哲學家宗教」。 或許，在歐洲人向遠方文明取經的殷切中，不免理想化了東方古國的道德精神，然而他們的嚮往不僅止於抽像的理論，卻融入了日常生活中——才高氣傲，寫作中不忘大力批判天主教的伏爾泰二十年來在桌前只掛孔子的畫像；太陽王的家庭教師拉莫特•勒瓦耶景仰孔子與蘇格拉底同為道德和理性的化身，把句子中的蘇格拉底代換了，誦道：「聖人孔子，請為我們祈禱。」我們看見，在當時的歐洲人心中，這東方帝國的精神高度是他們衷心嚮往、渴慕的。 在法律上，對於中國複查所有死刑案的制度，歐洲人印象深刻。16世紀的西班牙修士門多薩（Juan Gonzales de Mendoza）在《中華大帝國史》中寫到審判三審制度時說：「這個帝國想盡所有辦法不處死一個人。」對於中國法律的自我平衡性，耶穌會士提供了一手的見證。在康熙出獵或巡幸時，常有百姓跪在路旁候駕告御狀：「皇上讓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並以親切慈祥的態度對待他們。皇上溫和的問詢使對方十分感動。」（《康熙大帝》） 在懇求康熙頒給天主教容教赦令的過程中，耶穌會士親眼看見了皇帝受到朝臣意見的約束，不能任意而行。此外，中國的教育平等、選賢任能、科舉等制度也深受歐洲啟蒙學者所激賞，並啟迪了日後歐洲教育的改革。相對於當時王權、貴族、教廷特權高漲，世襲貴族制弊病叢生的歐洲，中華帝國的法律、教育顯示了這古老文明值得尊重、倣傚的理性平衡。 我們當記得，這時的中華帝國正是康熙盛世。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如今我們十分陌生的，流著獵人血液的女真族和漢族聯手打造的物質豐盛、精神強健的滿清帝國。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介於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間，啟蒙時期的歐洲。白晉的《康熙大帝》在人手中流傳，人們盛傳遠方強大的東方帝國有一位君主，他集所有的美德於一身，是完美的皇帝的典型。與這位明君交互輝映的，是一個引人遐思，和平，備有美德和華采的古老帝國，人類文明的烏托邦。 學習幾何的中國皇帝 在這東西文化交會的時期，最著名的形象之一是立在渾天儀一旁，穿欽差大臣衣袍的耶穌會士。在工業革命前夕的歐洲，科學與神學之間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正如哥白尼、克卜勒等古典天文學家虔誠地把天文望遠鏡轉向光年外的星辰，天主教傳教士透過古典科學成果的傳播來成就救恩。來自太陽王的使者，不可規避地，懷著同樣的心願來到了康熙的皇城。 早在年少時，康熙對天文的興趣就已展露。在一封信上，南懷仁述說他隨康熙出巡的光景：「到了對岸，皇帝和兩位西域王子、他敬重的韃靼閣老坐在一塊兒。夜空明澈，皇帝看著半圓的天穹，叫我用漢語和我的母語把主要的星座講給他聽，想以此表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瞭解。 他又拿出幾年前我們為他繪製的小型星座圖表，依據星座的方位說出時刻來。在貴族國戚前，他為能展示自己的學問而感到滿意。」（南懷仁，《韃靼旅行記》） 做為法國的文化使者，耶穌會士帶來的天文、曆法、輿地等科學是人類瞭解自然的工具。在精神上，崇尚真理、理性的古典科學與實用、科技取向的現代實證科學有天壤之別。在來自太陽王的使者悉心指導下，康熙用象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以天文環來測定時辰。「漂亮的大半圓儀，這件用於天文觀測的儀器皇帝喜愛有加，不僅在御花園中經常使用，巡幸時也常常讓內廷官員背著隨行。」康熙通過這些儀器來理解、探測大自然，並在第三次南巡時登上黃河堤岸，用水平儀探測水位高低，親自發現了治水大臣所疏忽了的，河水倒灌入洪澤湖的現象。 一位學習幾何、數理、天文的中國皇帝——在今天，這多像是癡人說夢。然而康熙把這夢想成就了。他以健康、急切的胃口吸收西方科學、文化，瞭解西方君主制度，並命人把《窮理學》、《幾何原本》、《欽定骼體全錄》等涉及多種學科的書冊譯成滿文。1713年，他令皇三子胤祉在暢春園成立被譽為皇家科學院的「蒙養齋算學館」，館中匯聚了一流的漢滿天文、數學家從事天文觀測、數理研究，並編纂浩大的《律曆淵源》，編纂時間長達十年。 康熙對數學、天文的研究遠遠超出了愛好者的水平，卻已達到了專業水準。除了親自教授皇子外，他在宮中開設自然科學的講筵，向九卿、大學士講授天文曆法、算學、樂律，並多次令國子監挑選官學生去欽天監學習算學、自然科學。優秀的學生留在欽天監任命，參與編纂《歷象考成》、《儀象考成》等浩繁的類書，並被派去遠方考察製作地圖。蒙古正白旗弟子明安圖曾以官學生的身份到皇宮聽講，他回憶道：「自童年親受數學於聖祖仁皇帝，至老不倦。」 天朝出現了穿欽差大臣袍服，佩戴十字架、長鬚長髯深眼眶的西洋人。每天天不透亮，他們從遙遠的住所動身入養心殿講授，皇帝對他們的親切是人們有目共睹的。1692年，經過在大臣之間的斡旋後，康熙頒布了天主教赦令：保護教堂、基督徒，允許百姓入教。和歐洲無休止的宗教爭端對比，這一中國皇帝頒發的赦教令在歐洲受到了各方的讚譽。 康熙特許傳教士在京城蓋一座「救世主堂」，並賜下他親筆寫的「萬有真源」匾額及詩一首：「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 在他們寫回國的長信中，耶穌會士從來沒有放棄這位東方聖君終將帶領全帝國百姓皈依基督教的盼望。 航向中國 一切充滿了蓬勃的生機，一切充滿了可能。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交會最好的時候：在老子、孔子的思想中，歐洲哲學家看見了歸依於天道的平和理性。同時，中國打開自己，看見了地球儀上遠比想像中渺小的中國版圖。 透過西洋人的地圖、儀器，中國人從另一個角度看見了天穹、地理。耶穌會士繼承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開啟的傳統，花了十年的功夫完成第一幅有經緯網、實地勘察的中國全圖：《皇輿全覽圖》。古老的帝國開始以另一種眼光來注視世界。1685年，康熙朝開放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連雲港）四個對外通商港口。中國向世界開啟：在皇帝的親自領軍下，西學深入這以農為本的帝國。 然而在東方文明卸甲、全盤西化的今天，仔細審視康熙和路易十四的交會，我們將發現在這交會中不是西學東傳，卻是歐洲對中國文明的仰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件。從1685年太陽王的使者啟程去中國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國熱持續了一百年，從哲學、教育到藝術、生活，中華文明在歐洲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痕。 遙遠的地球另一端，中央帝國與天和諧共處的生活風格、道德哲學、瑰麗的文明典章向歐洲文明展現了絕佳的典範。17世紀中葉，歐洲正在告別中世紀的巫術、迷信，向理性邁進；遙不可及的中華帝國，無論精神上或地理上的，是它崇仰的目的地。「航向中國」，恍若葉慈詩中的「航向拜占庭」，在貿易、獵奇和傳教之外，對於當時的歐洲人有一絲朝聖的意味。 在儒家經典的第一本拉丁文譯本《論語》序中，柏應理寫道：「在沒有神的啟示的情況下，理性從來沒有顯得如此完善、擁有如此大的力量。」16、17世紀的歐洲陷入了各派宗教的角力、持久的宗教戰爭；這來自東方帝國，奠基在人性之上的人文理性，因此受到了極大的欣羨和重視。 以他著名的單子論——即宇宙多元論為歸依，終其一生，萊布尼茲致力於在人世間實現一種超越各種矛盾的和諧。對他來說，歐洲和亞洲之間相互理解、調和，是形成宇宙和諧必要的宏偉工程。他悉心研究儒家、宋明理學典籍及《易經》，在其中尋找和基督教啟示神學互補的東方智慧。 東西方之間的相依存對人類的進展至關重要——對於這一點，西方的智者有深切的體悟。在《中國近事》序中，萊布尼茲寫道：「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彷彿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正如歐洲妝點著西方一般，妝點著地球另一端的中國。我相信，這是命運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這一雙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時也是距離最遠的）民族把手探向彼此，一步步使位於它們之間的各民族過上更合乎理性的生活。」 在中國人所實踐的道德感中，萊布尼茲看見了一種自然宗教。他快人快語：「我們才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不管怎樣，我覺得鑒於我們目前面對的空前的道德沒落狀況，似乎有必要請中國的傳教士到歐洲給我們傳授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向他們傳授啟示神學一樣。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們借一個超人的偉大聖德，亦即基督教給我們的神聖饋贈而勝過他們，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一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位女神最美貌的話，那麼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 他甚至建議西方君主向中國學習，東西方互派文人以發現普遍的真理，以「從中生出奇妙的和諧」。在收到白晉寄來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後，萊布尼茲大為振奮，他相信把伏羲的符號延伸出去能發明一種新的文字。以哲學家理想化的天真，他寫信請路易十四仿造中國字，創造出一種為各國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他並表示希望能去中國旅行。不但如此，他還把自己發明，並在伏羲的八卦中得到印證的二進制演算法請白晉呈給喜歡數學的康熙，並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國籍，以表達他對中國的敬意。 對於人類文明，對於人自身，這時生活在歐洲的學者懷有崇高而謙遜的想望。伏爾泰多次提醒自己的同胞：中國人不可能如許多歐洲人所認為的，同時是偶像崇拜者和無神論者。雖然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上中國不及歐洲，然而「在四千年前，當我們還不能閱讀時，中國人已知道了全部我們現在拿來炫燿的那些東西了。」「當您以哲學家身份去瞭解世界時，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文化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風俗論》） 在千年來儒家的經世治國中，歐洲學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議在歐洲「移植入中國的精神。」對於許多啟蒙思想家，中華帝國奠基在最高的倫理原則之上。對他們來說，利瑪竇所批評的中國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卻是一種美德。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獨特的道德科學「是最重要的科學」，而中國文官所展現的「禮貌和尊嚴是歐洲最機敏的權臣所不及的。」 1769年，園藝家、傳教士波維爾（Pierre Poivre，1719～1786年）呼喚：「只要中華帝國的法律成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可能的模樣展示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去瞻仰史上最偉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哲學家遊記》） 這裡所指的偉人是康熙。白晉獻給太陽王的《康熙大帝》1697年出版，書中康熙年輕自信的畫像成為歐洲人所熟悉的，中國皇帝的形象。同時，耶穌會士多種關於中國的著作：李明的《中國現勢新錄》、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耶穌會士寫回國的一封封關於中國文化、風俗的長信，以及與中國有關的數百種書冊在歐洲（主要在法國）先後出版，引起熱烈的討論。中國美學、立在大地上純真高大的南京瓷塔、孔子樸實無華的道德哲學在歐洲掀起了意義深遠的風潮。 從利瑪竇開始，在耶穌會士近一百年不輟的艱苦耕耘後，中國終於深入歐洲人的心靈視野。大量出版中國典籍文獻的巴黎成為漢學之都。1814年，法蘭西科學院創設漢學講座，中國研究正式進入西方學術。 不能否認，一部分啟蒙學者（如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對儒家的認知不免有所偏頗和誤導，然而萊布尼茲、伏爾泰對於東西文明之間互補的看法懇切、切中時弊。是以一種公正而不乏理想色彩的理性，這兩位學者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時，把視線轉向中華帝國、轉向中國人通過自然理性來實踐的道德傳統，以把人類領向更高、更完善的生存之道。他們所推崇的道德精神也正是天傳給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中國神傳文化最主要的內涵。 在這一中國熱的高峰，對中華文明古國的讚嘆瀕臨了信仰的高度：「中國，世界上最高貴的地方，宇宙的中心點，在所有陽光得以照射，萬物得以存活之處，那是最榮耀的帝國。」（那法瑞Domingo Navarrete，《那法瑞修士遊記》） 從時間的這一端回望，這是一個奇蹟式的時代。東西方——驕傲的東西方從未如此接近、從未如此充滿了對彼此的憧憬。這是人類文明對於改善自身、完善自身的憧憬。出於什麼機緣，康熙和太陽王這一雙君王的交會有如完美的鏡像，映照出東西文明中真摯、向上的那一面，並賦予了歐洲和中國尋獲彼此、提升彼此的歷史契機。 http://www.epochweek.com/b5/278/10815.htm | |
康熙對西學的熱情，不幸，沒有得到更深遠的發展。一直要到晚清，鑒於西洋的船堅炮利，中央帝國才汲汲於學習西洋造船術，開辦新式學堂、派遣留洋學生，加速吸取西方的學問。也就是說，在這古老的帝國，來自太陽王的國王數學家播下的種子一直要到最後才向四面生長。 然而從另一方向，這些傳教士默默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康熙的天主教赦令頒布，在窮苦的鄉下人和滿清貴族之間，天主教悄悄生根茁壯。這無疑是一種奇異的恩典：不是科學而是宗教，耐心地敲開了古國大地的門。在康熙的皇家科學院忙於觀察星辰、繪製地圖的同時，清帝國的百姓以不乏神蹟的種種經歷信靠了這些蓄長鬍鬚的傳教士的天主——我們不該忘記，這才是遠渡惡海來華，晝夜奔走於途的傳教士真正的使命。 康熙朝中期，中國已有大約三十萬教徒。正當基督教在中國健康地發展時，多明尼會（Dominicans）及方濟會（Franciscans）教士認為中國教徒祭祖、敬孔、祀天的習俗是崇拜偶像，特向教廷提出告訴。羅馬教皇因此派遣紅衣主教多羅來華。 「一個外國大主教貿然前來他統治的土地上，並要求指導皇上對其子民的教化。皇上對這感到驚訝和震怒都是在所難免的。」（伏爾泰，〈中國禮儀之爭〉，《路易十四的時代》）然而康熙待多羅以禮，並努力和他溝通。多羅主教「抱病在床，由皇上差官到北堂用肩輿迎入宮……抬入暢春園。」「元宵時，皇上招多羅往城外御園觀燈。觀燈以前皇上遣太監賜宴。宴畢入園看燈火，皇上屢遣宮監賜食。」 由於多羅在文化上的誤解和堅持，兩方不歡而散。1707年，多羅在南京執意公佈教宗禁止中國教徒祭祖、弔喪的禁令。一怒之下，康熙令人把他押解至澳門交給葡萄牙人看管，多羅被軟禁在修道院中，一直到他在三年後病故。 為了與羅馬教宗的禁令抗衡，康熙宣命傳教士入京，從皇帝、皇子手中領取印票，聲明遵守利瑪竇規矩，不干涉教徒行中國傳統的禮俗。領有印票的傳教士可以永久居住中國，反之則被驅逐。對於驚恐的耶穌會士，康熙安撫道：「爾等放心，並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領印票的西洋人……」 在這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中，康熙三次派遣多名耶穌會士攜詔書至羅馬向教廷呈述而沒有結果。他於是大量印製了紅色諭旨發放給各地教士，令他們經由海陸傳回羅馬。1715年，教宗克萊門十一世重申禁令，並於1721年派嘉樂主教來京城交涉。康熙召見嘉樂十三次（有時一同召見所有在京的各國傳教士），向他解說祭祖及稱天為上帝的意義，並說：「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 然而在傳教士把教宗禁令譯成滿文呈給康熙後，康熙震怒了。下面是禁令的部分內容：「寫有『敬天』二字的匾額不許懸掛於天主堂內，如已懸掛即當取下。春秋二季祭孔及祭祖宗大禮，凡入教者不得參加。入教之人甚至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站立即與異端相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拒決斷不許行。」 盛怒之下，康熙下諭：「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並說：「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爾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康熙與羅馬使節文書》） 驕傲的東西方透過變形的稜鏡，看見了彼此的另一面。明末利瑪竇以來潛伏在傳教士與中國傳統習俗之間的矛盾全面浮了上來。 「要不是兩個愚蠢的傢伙（一個是多羅，另一個是一會兒要提到的馬戛爾尼）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話，西方和中國的關係本來是可以日趨密切的……」三百多年後，提起這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仍舊教一名葡萄牙神父憤怒地把汗濕透了衣袍。 在東西方的文化撞擊中，歐洲人理解中國的一個根本困惑是：中國是否是一個無神論國家。也就是說，儒家的學說是否是一種全然世俗化、虛無化的宇宙論。在康熙與教廷使者的多次辯論中，如何解釋中國人對於天、對於祖先的認識成了焦點。與世界其他文明不同，中國崇敬的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抽像的、唯一的天。在世界各大文明崇拜以人的形像現身的神祉時，唯有中國從堯舜、儒、道到宋明理學，敬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以巍巍天道、天理呈現自身，不落言筌、不著形象的天。 關於中國的信仰，一部分歐洲學者企圖建構一個奠基在無神論之上的中國式理性，並以之為啟蒙主義理性的靈感。這樣的理解，事實上，將陷入誤區。正如康熙對多羅所說：「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也正如利瑪竇、萊布尼茲所言：中國古代「天」或「上蒼」的概念遙遙對應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而非上帝本身）。中國人思想中的天蘊藏形上的意涵，不是原始宗教中的神靈，更非歐洲人誤以為的「物質的天」。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天是人生存的背景，人所依行的一切道德行為的最高原則，具有哲學、神學的高度。 在18世紀東學西漸的過程中，孔子成為啟蒙主義學者的「守護神」。然而由於許多歐洲人對中國人意識中的天的理解失去焦距，這其中的陷阱需要我們悉心辨別。日後，啟蒙主義成為人類在高度自信下，背離了傳統信念和宗教感，朝理性、平等、科學大步邁進的時代思潮，並逐步鑄就了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理性化、世俗化，以無神論為主導的世界。在這背景下，我們更應謹慎對待啟蒙學者和中國哲學夾纏著誤解和「拿來主義」的交錯複雜的關係。 被切斷的世界 康熙雖然對天主教下諭「禁之可也」，並沒有嚴格執行。宮廷中，博學多才的耶穌會士照常任職。1722年底，宋君榮神父在廣東上岸時見到了天主教淒慘的景象，然而由於皇帝和耶穌會士關係親密，各省官員不敢驟然禁教。1723年，浙閩總督上奏即位不久的雍正：「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住行教。」可見當時各地傳教士的活動並未停止。 真正撕裂了東西方之間的平衡點的，是雍正元年底（1724年1月）下的禁教令：「所有西洋人除在京效力者，一律遣往澳門。」對於這項禁令，大半生在中國戮力傳教的教士上書苦苦哀告：「祈求陛下恩准長期在華並且有票的歐洲人留在中國。求陛下憫其年邁，准其在區區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們先輩的墓地。同時求陛下不要強迫基督教徒拋棄他們信仰的宗教。」 由於傳教士懇切的哀求，雍正允許他們留居廣州，但不許傳教。從此以後，禁教政策在全國風行雷厲。耶穌會士在書信中提到：禁教令是雍正私下教諭臣子，親手醞釀出來的。雍正禁教的原因有多重，除了因為皇儲之爭時耶穌會士的介入而心生怨懟外，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思維。 「爾等卻有一個成為人的神，還有什麼永恆的苦和永恆的樂，這是神話，是再荒唐不過的了。……大多數歐洲人大談什麼天主呀，大談天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呀，大談什麼天堂、地獄呀等等，其實他們也不明白他們所講的究竟是什麼。有誰見過這些？又有誰看不出來這一套只不過是為了欺騙小民的？以後爾等可常來朕前，朕要開導開導爾等。」 「先皇遷就了你們，他在文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許多。」「在朕的先父皇時期，各地才到處造起了教堂，你們的宗教才迅速地傳播開來。朕當時看到了這種情況也不敢說什麼。你們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宋君榮神父，1727年） 禁教令頒布之後，掀起了一場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宗教迫害。傳教士被遣送到廣州澳門，各地教堂或被拆毀，或改為祠廟、公廨，供奉天後等民間信仰。各國教士被遣送時險象環生，一名波蘭神父在杭州街頭險些被紛紛扔向他的石塊砸死。滿漢教徒被強迫停止信教，或被杖刑、囚禁致死。 「北京來信說在所有的旗營裡正在極嚴格搜查入基督教的滿漢官兵，嚴刑拷打逼他們放棄信仰，同樣的命令不久也將傳達到富爾丹。」「我從各方面得到消息，在南昌山、谷城、光化等縣也做了類似的搜查。從衙門官員那裡得知，是皇帝下旨搜查的，皇帝得知好些傳教士不再在廣州露面，他們進入了其他省份，藏在基督徒家裡。那些官員並不攻擊基督教，但是要給他們錢，基督徒湊了一筆錢給他們。」（顧鐸澤神父，1730，《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在這場迫害中，最著名的案子是蘇努親王的三個兒子。這三名親王和其上百名家人、奴僕的堅信叫人想起了羅馬帝國時被迫害的基督徒。教名為蘇若瑟、蘇若望的兩位親王多次被審訊而不放棄信仰；他們戴上九道重鐐被押入牢房，先後在黑暗的牢房中死去。蘇若瑟死後屍體連同鐐銬放入棺材燒燬，之後「許多士兵守衛在那裡，禁止任何人停留。整個城郊都在傳說有個王爺因為是天主教徒而被活活燒死。」 雍正迫害的不只是天主教。登基不久後，他派遣年羹堯、岳鍾琪鎮壓青海蒙古族首領羅布藏丹津。與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禵任撫遠大將軍時的懷柔策略迥異，清軍火燒郭隆寺、塔爾寺等多所寺廟，在殲滅數萬名叛軍之外，殺害了上千名喇嘛及其信徒，班師回朝時雍正親自出迎。之後，雍正二年、五年設西寧辦事大臣、駐藏大臣，強化西北蒙古族、藏族的治理。 在風行雷厲的禁教下，傳教士百年來致力於傳播的西學受阻。雖然在雍正、乾隆的朝廷仍可見傳教士二、三品官的身影，然而他們主要是以欽天監正、對俄外交使、宮廷畫師、建築師、鐘錶機械師等身份為皇帝效命。畫師郎世寧、設計圓明園水法（噴泉）的蔣友仁為皇上奔走，紫禁城中卻少了昔日國王數學家博學的身影。暢春園內的「蒙養齋算學館」，學習數理、樂律，和傳教士並肩而坐的中國皇帝也都隨著康熙疑點重重的駕崩而消失在歷史中。 初茁壯的西學中斷，西方科學淪為中國帝王的裝飾品——這件事的悲劇意義在一百多年後的巨變中將全幅展現。 在歐洲，天朝失去了為她大力宣揚的忠誠使者。相反的，「從北京一封接一封信傳來，告知剛剛掀起的對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失去了這些極力推崇中國文明、苦心把一本本經書譯介給歐洲的傳教士，從崇高到破敗，從禮儀到野蠻，中國在西方人的眼中逐步變色，直到她成為另一個不可辨識的國度。 雍正禁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把中國和世界之間那一座橋樑一刀砍斷。與海禁、閉關相比，這是鉗制百姓心靈的，真正意義上的鎖國。 轉折點：雍正弒父 關於19世紀中國所遭受的亡國滅種危機這一奇恥大辱，阻撓變法的慈禧、顢頇的滿清大臣往往是後世怨怒的焦點。然而毀壞的因子潛藏在更幽微的地方。翻過康熙、太陽王之間奇妙的平衡點，迅雷不及掩耳地，歷史來到了雍正厲行的禁教政策。更主要的，我們來到了作為康熙之子，雍正與其父背道而馳的人格與風格。 如果時間教導了我們什麼，那就是沒有完美的人。關於康熙，最震撼人的祕辛或許是他在廢黜皇太子胤礽時的真情流露。在眾皇親大臣之前，他流淚歷數完了皇太子的罪狀後痛哭撲地不起，在場的所有人叩首流涕。這一段史實告訴我們：康熙耗盡了心血，兢兢業業開創出來的大清盛世的繼承人是他的一大心病。同時，康熙的後繼者是誰，在這震撼人的插曲後不可能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於自己的繼位者，康熙有一種悲愴的預感。唯有這能解釋他出格的慟哭、日後對於皇儲之爭撕心的痛楚，以及更赤裸的，他晚年對於皇子弒父的憂懼。對於自己的身後事，康熙早有不祥的預感。這預感一絲絲雕鑄了晚年他悲劇式的容顏。 「康熙大帝煞費苦心地把自己對天主教及傳教士的善意傳達給皇太子，因此，從皇太子內心中，我們已經看出他對天主教懷有和對儒教一樣的尊敬與熱愛。」（《康熙大帝》）這段話的意義將在以下的討論中展現。 直到今天，雍正弒父篡位沒有得到證實。 這是時間塵封的，一個至沉至陰的人倫之祕、歷史之痛。讓我們追憶那一段肅殺的日子： 在康熙因風寒而臥床的七天裡，步兵統領隆科多把守暢春園，皇四子胤禛多次出入。康熙駕崩當夜，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聽見暢春園傳來異樣的聲響：「突然，彷彿是從暢春園內傳來陣陣嘈雜聲，低沉混亂，不同尋常。基於對國情民風的瞭解，我立即鎖上房門，告訴同伴：出現這種情況，或是皇帝死了，否則便是京城發生了叛亂。為了摸清叛亂的原因，我登上住所牆頭，只見一條通衢蜿蜒牆下。我驚訝地看到無數騎兵朝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間並不說話。觀察一段時間後，我終於聽到步行的人們說：康熙皇帝死了。」 在這不比尋常的混亂後，持刀出鞘的士兵急馳護送駕崩的皇帝遺體回紫禁城。混亂中，隆科多宣佈康熙口諭，胤禛繼位。諸皇子對這一消息的反應幾近瘋狂：在大內值班的胤禮碰見隆科多，聽說消息後驚駭至極，瘋狂而奔回家。第二天，胤禛下令在當夜舉行大殮，並急召回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胤禵。皇城九門不啟六天，嚴禁出入。 康熙的遺詔在駕崩後三天才出現。從朝鮮使節到百姓，沸沸揚揚傳出了各種傳言。朝鮮冬至使的報告如下：「或稱祕不發喪，或稱矯詔襲位。內間事祕，莫測端倪。而至於矯詔，則似是實狀。」 即位後，雍正立刻下詔收回所有康熙的朱批諭旨，並不到幾天就「發佈了一個使全國震驚的命令：趙昌被拘執，處死刑，財產抄沒，子女為奴。」（馬國賢，《京廷十有三年記》）。「在康熙皇帝晏駕時，雍正剛剛登基，尚未等到其守喪大禮的結束，出於人們不知道的原因而逮捕了趙老爺，判處他戴枷到東直門。」（馮秉正，1724）趙昌是內務府官員，康熙的貼身內侍。他是康熙與西洋傳教士的橋樑，皇帝的「眼睛、耳朵和嘴巴」。 胤禛即位後十三天，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說：「欽命吾子繼承大統，實非吾夢想所期。」堅不移居太后宮殿。雍正元年五月，孝恭仁皇后突然死亡，死因未明。對胤禛繼位憤恨不平的皇子們遭到了悲慘的下場，非死即幽禁，或被賜予侮辱性的名號（阿其那、塞思黑）。原本繼位呼聲最高的胤禵幽禁了半生，他曾在禁中「狂哭大叫，厲聲徑聞於外，半夜方止」。 此外，胤禛不住舒適的暢春園、不去自康熙起清帝每年居住半年的熱河避暑山莊、不舉行木蘭秋獮大典、不葬於祖陵東陵等重重不可解的疑雲都叫人難以釋懷，並揭示了弒父者胤禛的心理狀態。 雍正朝最大的公案要算是撲朔迷離、欲蓋彌彰的《大義覺迷錄》。雍正七年，胤禛對曾靜、張熙指責自己的十大罪狀巧言答辯，和犯人的審訊詞、口供一起收入《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令官吏、學校教官人手一冊，全國性強迫閱讀，玩忽者治重罪。而更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乾隆即位後立即把書召回銷毀，「有私藏者罪之」。 書中，胤禛對天下控訴他的十大罪狀逐一辯解。對於「殺兄」、「屠弟」之罪，他細述各兄弟「桀驁之行」，並說自己「光明正大，公正無私，諸兄弟之才識實不及朕。」對於「好殺」之罪，他這般自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罰一人，即步履之間，草木螻蟻，亦不肯踐踏傷損。」 奇異之處不止於此：胤禛命悔改的犯人曾靜、張熙四處宣揚這一奇書及皇帝的英明，痛斥自己誤入歧途，並讓人人表態，其乖謬不啻文革式的批鬥。雍正朝設有觀風整俗使達七年之久，可說是文革「思想教育」的先驅。雍正一朝，慘烈的文字獄近二十起，不少是他親自揭發、審訊，懲罰也以屈辱人心為能事，非人所能想像。由於株連甚廣，造成了一種驅之不散的恐怖氣氛。此外，在他辱罵人臣、不似人君的朱批中，胤禛其人的蛛絲馬跡無所隱藏。 從他即位的第一天起，雍正篡位的傳聞歷歷如繪。歷年來，清史學家孟森、王鐘翰等人提出了堅實的論證，民間對於胤禛弒父、改詔的歷史場景也投注了不同凡響的想像力。然而自上個世紀末起，出現了為雍正翻案的說詞。晚近，清史學者、康熙八世孫金恆源再論「八人同受面諭」純屬虛構，清史專家李學智並提出了隆科多矯造遺詔的史證。滿文《上諭檔冊》中有一文件上寫著：「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康熙駕崩第二天）諸阿哥等奏：恭閱尚書隆科多撰書《遺詔》。奉旨：是。著交內務府、翰林院會同撰寫。」也就是說，和隆科多宣述康熙「口諭」異曲同工，現存的所謂康熙遺詔是由隆科多起草。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面諭諸皇子、大臣他預擬了十年的遺詔。現存的遺詔是在這份遺詔上切割抄襲，最後加上繼位者名字而成。在他的親筆遺詔中，康熙痛陳自己肩負天下，兢兢業業的「血誠」，和對於立王儲之戒慎恐懼的苦衷。痛切之情，「披肝露膽，罄盡五內」： 「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遊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加增年歲。……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 這些話在現存的遺詔中完全消失。頒布世人的，是一份曲折了康熙的意志和情感的矯詔。無論是否親自出於大行皇帝之手，遺詔是皇帝頒布天下的最後一道命令。它昭告天下：新君承命登基，國祚延綿。當遺詔乃違背大行皇帝意志的偽詔時，它的意義發生了改變。大一統有了斷裂。 仔細掂量這兩份遺詔天壤之別的重量以及其象徵意義，再思量雍正即位後治國精神在本質上的天翻地覆，無疑，史實的天平將壓回真理的位置。同時，我們也領會了為何胤禛在即位五天後下諭，稱隆科多為舅舅。 何以晚近竟吹起了為百姓恨之入骨的弒父篡位者翻案之風？這一風氣和現代人倒錯的是非、偏重事功、物質表象有不可解的關係。深入探究，這一天外吹來之風更和「雍正王朝」與人民共和國、共和國領導人的治國風格暗暗和節有關，我們不可不深思明辨。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在胤禛的面相、言行舉止中，在他刻意編寫的《大義覺迷錄》中有太多的破綻，直指一個黑洞。明澈了這一大力逆向扭轉歷史的黑洞，我們將更理解中國近代史的幽微轉折，以及康熙對於廢黜皇太子如斯悲慟的深刻因由。 另一個西方、另一個滿清 和女真族濃烈的獵人血統迥異，胤禛不好打獵。在位期間，他不曾舉行承傳女真牧獵傳統，錘煉滿人勇猛之血的木蘭秋獮大典。有如一個工作狂，他日夜批奏摺，創下歷代帝王朱批的驚人紀錄。同時，他以果決的政策為清朝國庫納入豐厚的銀兩，上接康熙、下啟乾隆，形成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在這盛世中已悄悄植下了日後亡國滅種的因子。 歷史學家同意，促使中西交流大逆轉，並導致日後近乎亡國的關鍵是雍正的禁教。長遠來說，雍乾兩朝的文字獄、誅心促成了乾嘉的考據之風，並鑄就了中華帝國中、晚期文人閉鎖的生存風格。生活在高壓統治下的漢人缺乏明末的自由風氣，常生活在恐懼之中。同時，八旗弟子在入關後生出了頹廢、安逸的風氣，一掃往日的矯健。面對來到門下頻頻叩關的西洋商船，這閉鎖的心靈更向內縮聚，並形成了日後對待英國使節團的僵固、保守。而我們知道，在18世紀，英國已是自稱「人類主人」的西方第一強國。 在雍、乾兩朝背對世界的七十多年間，西方天翻地覆。1748年，孟德斯鳩完成《法意》。1762年，廬騷完成《民約論》。1769年發明蒸汽機。1772年，狄德羅等人編纂的《百科全書》出版。1774年，燒煤鑄鐵煉鋼。1776年美國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臺。從器械、社會結構到思潮，西方經歷了一波波的驚濤駭浪。到了18世紀末，從內到外，這已是另一個歐洲。 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之後，精神與物質之間生出了絕對距離。孟德斯鳩的《法意》拋棄了把美德和自然秩序統一的自然法，視中國精神為一種奴役的精神。朝理性、民主、自我意識、工業化大步邁進的歐洲人失去了對中國式的開明君主制及道德哲學的興趣。兩百多年來改變世界版圖的帝國主義以更大的野心邁入了一個以科技、獲利為驅動力的，滾雪球般失控的世界。 歷史的轉輪傾軋，滿清面對的不再是溫文儒雅，專注於精神、人心的，來自太陽王的法國傳教士，卻是挾帶精良器械、工業碩果，一心擴大貿易、領地的，帝國主義心態的英國商人。同時，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歷經平民革命的巨變、啟蒙運動的世俗化風潮，也不再是太陽王時代崇尚文化、優雅的法蘭西。 與此相對的，是雍正一手改造了的滿清帝國。 胤禛登基後，清廷對遠道來致賀的葡萄牙大使心生疑懼，再三追問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在胤禛和傳教士的對話中，更吐露了日後西洋船炮兵臨城下的端倪。 「你們想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基督徒，這是你們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這一點。但這種情況下我們將變成什麼呢？變成你們國王的臣民。你們培養的基督徒只承認你們，若遇風吹草動，他們可能惟你們之命是從。朕知道目前還沒什麼可擔心，但當成千上萬的船隻到來時就可能出亂子。中國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羅斯人的王國，南面有更值得重視的歐洲人和他們的王國。」（《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馮秉正，1724） 對於西洋人的宗教、科學，康熙及其繼位者之間的態度迥異。對於西洋人厲害的武器，康熙及其繼位者同樣持迥異的態度。平定三藩時，康熙命南懷仁監造火炮。閑談時，他問過張誠：「既然歐洲能造這麼好的槍，為什麼不把它們運到中國來？」到了乾隆，清廷對英國使節贈送的野戰炮態度冷淡，甚至拒絕英國人示範如何使用。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時再度發現這門倒楣的大炮。它傾倒在地，炮口依然簇新。 讓我們回溯這一大逆轉。胤禛在隆科多的嚴密護衛下即位，禁教令在雍正元年底頒布。之後，耶穌會士的信中佈滿了這一場百年迫害的斑斑血跡。抱著大願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落入了屈辱、鎖鏈和死亡。 在鎖國的同時，雍正把鎖鏈轉向帝國的子民，把他們的心靈上鎖，把士子的心誅滅。 雍正弒父。雍正所弒的，除了康熙的肉身之外，是康熙「孜孜汲汲、殫心竭力」開闢出來的雍容大度，吸納西方文化、禮遇傳教士的時代。這一弒父的行動是如斯徹底，以至於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康熙與太陽王之間那完美的平衡陌生得有如神話。然而如果時間果能逆轉，那才是近代文明真正的開端。 篡位者，竊國者也。被盜竊的，是康熙開創的自信而開放，好奇而勇敢的滿清帝國。被偷天換日替換成的，是一個日後我們恨鐵不成鋼，腐朽懦弱的滿清。被盜竊的，是中華帝國與西方攜手並進的，屬於全人類的一條康莊大道。 http://www.epochweek.com/b5/278/10821.htm | |
隨著更多商人、旅人深入中國，她神祕的面紗一絲絲揭起，歐洲人看見的不再是馬可波羅、早期傳教士美化了的文明古國，卻是一個裹小腳、棄女嬰，野蠻不堪一擊的老大帝國。到了18世紀末，對於新一代的德國哲學家，四千年來不曾改變的中華帝國是一頭怪獸。一頭稀有動物。對於儒家，他們抵達了和萊布尼茲全然相反的結論。在新發現的人類主體意識的帶領下，西方朝黑格爾所說的，為自由意志、絕對精神推進的歷史一路奔去。 在啟蒙運動之後的歐洲人眼中，停滯的中央帝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化石。「古老的中國活似一個上了香油的木乃伊，上面畫滿了象形文字，站立在世界的邊陲，遠離與其他國家富於刺激性的接觸。他體內的血液循環已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赫爾得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人類史哲學》，1784） 同時，乾隆朝翻了一倍的人口造成糧食緊張，民變四起，清廷生怕任何的風吹草動，更懼怕新事物的出現。南巡時，乾隆見到西洋商船飛揚跋扈，回京後嚴格執行對外商的限制。康熙朝開放的四個海口除了廣州外對西洋人關閉；傳教士集中在廣東、澳門堂內，不得與中國人交往；洋商不得奴使中國人、不得自由出入廣州，不准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入中國。百姓不得接觸西洋人。除非有皇帝的特批，不得離開中國。接續雍正朝的心獄，乾隆大興文字獄鉗制漢人思想，以編《四庫全書》為名，分別禁、焚了各兩千多種書、毀數十種書版，殺了數百名文人。 在奢靡的乾隆盛世出現了吏治敗壞、貧富不均、糧食不足的現象。在早期，來到中國的西方人多次提到：「在這裡，我們從未看見有窮人乞討。」現在，來到這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帝國，西人的觀感有了變化。在他們的觀察中，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然而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同時有這麼大的悲慘。人們的貧困怵目驚心。更叫人驚訝的是窮人的忍耐力。「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馬戛爾尼，1793－94） 與白晉筆下的康熙大帝迥異，中國皇帝也生出了新的面貌。關於雍正，耶穌會士留下了沉重的告白： 「和這麼一個強大、絕對、自負，總是自己有理的非基督徒君主打交道，我們的處境令人傷心又很奇特。這個君主是他的帝國的至尊，他專制，擁有無限的權力。他不允許打斷他說的任何話，他也不聽別人的回答，他感到了壓力時，用不著得到允許就可以隨意改口；他並不缺少頭腦、機敏來規避別人所能對他說的更有說服力的意見。……我懇切地請求為我們祈禱。」（巴多明神父，1727） 在對天主教的迫害上，乾隆變本加厲。多名傳教士被捕、兩位神父受到絞刑；1784年，展開了對傳教士全國性的大搜捕。這是耶穌會士自身的感觸：「自從傳教士來到京城後，……沒有一個皇帝比乾隆皇帝更嚴厲地禁教。」在皇室收藏的絹畫上蓋滿了碩大御印的乾隆，在滿清帝國身上刻下了更深的烙印。 彷彿是為了更好的印證歐洲人無情的批判，清帝國把長長的裹腳布一圈圈纏上自己的腳、身子、頭。她立在殘忍的時間風暴中，不敢移動分毫。對於被竊的滿清帝國，西方人寫下了全新的印象：「中華帝國是一艘古老、瘋狂、一流的戰艦。……他也許不會整體下沉，也許會作為殘骸而隨波逐流，然後在岸上撞得粉碎。然而他絕不可能在舊船的船底上重新建造。」（《馬戛爾尼日記》，1793－94） 乞丐的復仇 從17到19世紀，對於中國，歐洲走過了從崇拜到蔑視的大轉折。其中，1793年英國第一個來華使節團的挫敗是轉捩點。這一使節團由馬戛爾尼帶領，懷著無比的希望和英國人的祝福駛向中國，夢想得到更多港口、使節長駐北京的許可、合理的稅制。回國後，使節的跟班安德遜寫道：「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的時候像乞丐，在那兒居留的時候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 馬戛爾尼拒絕向乾隆（「一個耳聾的老人」）三跪九叩已成為人盡皆知的歷史。西方第一強國不向中國皇帝下跪。在傲慢的另一邊，滿清使出了種種招數侮辱這些洋人。拒絕馬戛爾尼贈送的馬車，餓他們，讓他們在黑夜的冷風中和朝貢的使臣等待皇帝幾個小時，騙他們，領他們兜圈子，最後，暗示他們離開——盡速離開。離開這對他們來說不幸的帝國時，這些英國人徹夜打包至清晨，沒人能睡覺。他們或是拋棄、或是被搶走大量的隨身物，狼狽地登上車。 灰頭土臉的使節團回到祖國，寫下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遭受的屈辱。海上帝國：大不列顛婦女一怒之下拒用中國貨。然而在這叫人傷心的重挫之後，英國並未放棄在中國擴大通商的努力。他們派出的使節團經歷了兩回更大的挫敗。 馬戛爾尼來華時，鴉片非常稀少。在穿過中國途中，他曾望著煙葉田想：「可以賣煙草給中國。」英國國會終止了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之後，在印度種植、收割的鴉片大量傾銷中國。對於向世界輸出美麗的絲綢、青花器、儒家哲學的中國，英國無以為報，報之以蠶食中國人的鴉片。（維基百科） 以後發生的事，已烙印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上。 林則徐焚燬鴉片、廣州的英國商人面臨死刑時，對於是否發動戰爭，英國下議院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對於把槍炮對準這曾被視為文明的烏托邦，從那兒運來無數噸絲綢、茶葉，在槍炮下不堪一擊的東方古國，英國人不能沒有良心的譴責。然而一席話決定了歷史的道路： 「我們現時的利益，我們的良知和我們的人性禁止我們考慮派兵遠征中國，除非我們絕對肯定我們的忍耐沒有用。」「正在預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預估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 歷史向自身回返：說話的議員是1793年英國訪華使節團中馬戛爾尼的副手喬治．斯當東的兒子。他是使節團中唯一學了一些中國話的人，也是馬戛爾尼的見習侍童。1816年，長大了的斯當東隨阿美士德訪華時在深夜抵達京城，被清廷官員粗暴地推擠拉扯，強迫他們即刻去拜見嘉慶皇帝，並一定要他們行叩頭禮；使節團拒絕後立刻被逐出中國。如今，斯當東是下議院議員，被視為全英國最理解中國的人。 早在當年訪華時，馬戛爾尼已看出：「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中國的海岸艦隊」；清朝「注定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片片。」不到半世紀後，英國艦隊以炮火轟開了中央帝國緊閉的大門，取得了他們要求的港口、租地。 鴉片戰爭二十年後，英法聯軍焚燬了名聲遠播歐洲的圓明園，大火一連燒了兩天。與這世界奇蹟一起葬身火海的是如夢幻一般的大水法，以及三百名太監、宮女。 20世紀第一年，八國聯軍翻牆、鑽地下水道、騎馬進入紫禁城，這一百多年前英國使節夢寐以求能一窺的，金子般在太陽下閃爍的宮殿。聯軍闖入翰林院，把《永樂大典》厚大的宣紙一頁頁撕下來，一頁頁在泥濘的地下鋪成一條路，好讓馬匹踏蹄前進。馬身後拉的，是一車車洗劫紫禁城而來的珍寶。來自英、法、德、義、美、俄、奧、日的士兵在京城擄掠縱火，持刀立在被砍殺的中國人身上拍照留念，狂飲歡慶1900年的到來。 直到今天，無論是中國人或是歐洲人都沒有從這一場惡夢中醒來。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中國人，都不能把這場災難從自己的良心或記憶中移去。直到今天，中國人沒有恢復撕成碎片的自尊。有如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他們心上的烙印久久不癒。 驕傲的東西方誤解了彼此，傷害了彼此。這傷害是這般深，直到今天，人類沒有從這場整整燃燒了大半個世紀的烈火中把自己拯救。 拯救 我們生活在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一百年之後。在這一百年間，古老的中央帝國（當然，再也沒有人承認這一無知自大的名稱）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改變自己，以求在這世界上活下去。國父孫逸仙發起了十次革命以求救亡圖存，把天朝從毀亡中拯救。這古老帝國發生了兩波革命，走向了兩個共和國。「中國人只有通過起義、仇外以及內戰才能治癒他們受到的創傷。」（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 科舉制度取消，為西化的教育全面取代。菁英棄儒學而從事醫學、科學、工程，相信科學化的教育制度是中國一切病症的靈丹。唯有如此，中華民族可以在世界上再度興起。在民族挫敗的心理中，原本為世界中心的中國一變而為沒有任何科學，發明了羅盤、指南針、火藥卻不知如何使用的，落伍、可恥而可悲的老大國度。 中國人脫下長袍馬褂，穿上他們取笑過、嘲弄過的西洋緊身外衣長褲，把萊布尼茲盛讚的象形文字橫寫，為自己取上朗朗上口的英文名字。在世界上，他們獲得了蘊含羞辱的印記：「Chinaman」。這些Chinaman離開兵敗如山倒的祖國出發到世界上，為洋人洗衣服、蓋鐵路、洗盤子，在偷渡的船艙、巴士密閉的空間中因缺氧而全體覆亡。化整為零來到了西方的中國人把中華帝國蒙受的恥辱赤裸裸地展向了全世界。 以後來者的洞視，西方人看出來中國的挫敗是如何徹底。「只消把中國輕輕一推，它就會滾落無底深淵。」（史景遷，《大汗之國》） 是否有人記得，「中國」這兩個字曾經如何被西洋人以敬畏、欣喜之情說出來。中國風「Chinoiserie」——這造於17世紀的法國字蘊含對於古國美感的種種幻想。在今天，它更多是廉價的，不被尊重的異國情調。然而，中國文明曾經給予歐洲人至高的啟迪。曾經，和平、以天道為依歸的中國文明被視為歐洲文明的解藥。 在工業革命全面來襲、雍正鎖國前夕，中國文明曾為歐洲所嚮往。有另一條路，是古代中國所喻示的。那是中國庭院化入自然的空靈，柔能克剛、無用之用的另一種生存品格。拋開其不能否認的缺失，僅以文明的特色來說，古代中國依循天理、與自然和光同塵的生活，以及其有如自然宗教的道德原則，曾被尊為文明的最佳範式。 世界走向了另一條路。閉關自守的中國失去了「世界上唯一文明國家」的自信。同時失去的，是世界向她學習的契機。滿清帝國把自己封閉、在人們的心上綁上鎖鏈，結出了碩大的惡果。面對落後、膽怯的中國，西洋人鐵了心。 日遷月移，人類步入了21世紀。在這嶄新的千禧年，世界比所有的時代更需要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文明取向。在經歷了科技萌芽、成熟、壞滅的全過程之後；在經歷了科技文化對自然的摧毀，對人的全面物化之後，我們幡然醒悟：必須有另一種生存方式。必須有另一種對待生命、對待自然的方式。上善若水的中國文化與唯「進步」是瞻的西方科技文明立在對立的兩極上，相信「剝極必復」、「亢龍有悔」：從這裡出發，是人被上天賦予的，常住久安在大地上的生存範式，以天，以天道為最高原則的神傳文化。 為了一個慷慨大度的中華帝國，終其一生，康熙驅策自己、全力以赴。為了接近遠方的古國，太陽王遣使者遠渡惡海來取經。然而在近兩個世紀的挫敗後，我們對中華文明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對於祖先交付到手中的傳統，我們霧裡看花，不明真義。我們活下去，把腳下深入土地的根一根根切斷。 對中國傳統的背棄是五四、文革之後病根深遠的後遺症。從失敗所打造的透視鏡這一端回望，我們看到了一敗塗地的傳統。唯有越過這恥辱的二百年，眺望歐洲人航向中國的17、18世紀，唯有遙望泰然自若、雍容雄健的漢唐，我們如夢方醒一般，看見了另一個中央帝國，看見了自己背棄的傳統殊特的榮光。 中央帝國的挫敗是人類全體的挫敗。毀壞了地球上唯一倖存，一脈相傳的古文明，直到今天，世界背負這一毀滅性的災難而不能把自己拯救。 文明的歧途 在啟航向中國前，馬戛爾尼寫下了這些話：「為了使人類的知識更趨完善，為了越過我們天性裡的缺陷去打造一個幸福的社會，這就不光需要我們和中華帝國之間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的關係。」 美夢破滅後，他寫道：「這是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使團，許多人，首先是我，對這次訪華滿懷希望。做為該團的使臣，我不能不感到最痛苦的失望，我不能不為失卻了最初的前景而感到萬分遺憾。」 人類踏上了致命的歧途。在這歧途的分叉點之前，是太陽王非凡的光熱所促成的東西方偉大的交會。一刀切開這歧途的，是工業科技、帝國主義風潮的興起；是被竊的滿清帝國急速的向內縮聚、僵化。從時間的這一點，東西方以不可挽回的速度逆向前行，一路抵達最終的衝撞。 這一切是否必然？或者，這是出於一種被迫出格的厄運，一種偏離了原有藍圖的謀略？歷史由兩股力量推動，在全然正、負的兩種力量之中存在各種灰色地帶。一切發生的事件不是出於偶發的因素，卻是由更高的力量所主宰。正當西方朝思想啟蒙、航海擴張、工業科技的道路挺進，中央帝國朝心獄、鎖國走去。這嚴重的失衡不是出於偶然，更非出於自然。反觀康熙與路易十四遙相呼應的自信與好奇、對遠方文明非凡的接受力，這一偉大的交會也不是出於偶然。 兩位自幼登基，統治時期長達61年（康熙）、72年（路易十四）的英主越過萬里屏障，把手探向了彼此。這奇蹟式的交會多像是造物主煞費苦心的安排。而在這之後東西方以加速度逆向而行、猛烈撞擊的軌道又是多麼詭異，有如人類集體的自毀前程。 斯當東的話猶在耳邊：「這場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預估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在今天，這一狂風過境般致命的影響已展現在我們眼前：科技文明席捲世界，把人類引入了荒蕪的現代、更荒涼的後現代。東方古文明成為敗北的文明；為了生存，東方——中國、印度、日本尾隨西方，亦步亦趨，青出於藍。 全盤西化的東方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平衡西方的力量。與天相近的，保有河圖、洛書、八卦、《易經》等奧祕天書的中國文明喚醒人與天通的一條路被攔腰截斷。 16世紀晚期，利瑪竇歎道：「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中華帝國似乎是一個歷史奇蹟。在世界所有的國家中，中國是最古老的。」殘酷地批判中國的謝林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獨特的歷史地位。 這時間長河中的奇蹟、猶如一整個世界的古國。這世界上唯一一脈相承，沒有斷裂的古文明被賦予了什麼特殊的使命？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是距離西方最遙遠，深不可測的國度。詩人梵樂希這樣描述：「在很長的時間裡，中國對我們而言像是一個遙遠的行星。」即使在失去了魅惑人的神祕、被打得落花流水後，中國依舊在世人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做為唯一承傳久遠古代的國度，中國的命運關乎全世界的命運。她是一把人類開啟自身封藏的遠古記憶的，珍貴的鑰匙。 墜落的最低點 步入20世紀，所謂「中國」有了全新的內涵。歷史驚人地重返：「弒父」一詞成為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暴力式口號。為了把傳統的包袱拋棄，青年人在精神上象徵式地「弒父」，好叫自己活下去。這一切，或許，不可避免：在雍正竊國兩百年之後，中國已成為人們急於拋棄的包袱。 在人類驚心動魄的20世紀，中國經歷了兩次革命，一步步換血，直到她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困頓之後，在今天，人們以為新中國終於從過往的挫敗中崛起。所有的屈辱成為過去，中國再度升起，世界向她俯首稱臣。 歷史並不這樣運行。歷史並不這樣輕省。 我們啞然失色地發現：一如雍正王朝，十年文革把人心誅滅殆盡。一如雍正王朝，新中國築起了一道金盾長城，把人民鎖入隱形的囚籠。囚籠內，一場規範龐大的宗教迫害悄然進行。在遍地的物質、金幣中升起了一座無牆的監獄，把人的精神腐蝕。唯一不同的是：新中國把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植入自己的靈魂，一絲絲啃噬了民族傳統的精髓。和雍正竊國一無二致，這一啃噬是如斯徹底，半個世紀後，我們抵達了全新的民族品種。 「鎮反反右及文革害死了幾百萬知識分子，那是中國僅有的知識分子，現在中國幾乎沒有知識分子了，雖然識字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很多。這樣下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種族，還剩下什麼呢？只剩下成群結隊的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在啃咬一切，森林、河流、土地，和同等重要的禮義廉恥。」（張林） 革命弒父之後的人民共和國是兩世紀以來民族朝下墜落的拋物線的延長。更準確地說：它是這一墜落抵達的最低點。這最低點有多麼沉痛，從反面昭示了我們集體受到的創傷有多麼深重。 人類在崎嶇辯證的路上迂迴前進。一部人類歷史無非是人嘔心瀝血，接力式的行動在時間中一頁頁動人的展現。是宇宙意志驚心動魄的辯證。雍正竊國之後兩百年而有國父孫中山的十次革命。太陽王的後裔：路易十六命喪斷頭臺後而有拿破侖帶領勁旅、學者、馱書的大騾隊席捲歐洲、統一歐洲的雄心壯志。當新中國再一次把民族精神從根部搗毀，將有什麼全新的力量與人物升起，把我們從歧路上領回家園？ 中國心靈 利瑪竇曾經在家書上寫道：「中國人對我年紀不大就滿頭白髮感到驚奇。他們不瞭解：我的頭髮是因為他們而白的。」橫渡惡海，一生在中國大地上奔波、死於中國、葬於中國的傳教士，所有他們帶來的天文儀器、奎寧、彩筆，都是為了使這帝國的子民見證天主的大能。 「通常，生活在後世的人無法理解，這世界的偉大創舉或事業都有其根源可尋。我時刻在尋找這一現象的原因，結果發現答案就是：世上的萬事萬物在萌芽時外觀都十分渺小，難以辨別，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最終會發展為標示著偉大時代的事物。」（利瑪竇） 回望來自太陽王的使者，我們訝異地發現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願望已然成就。今天在中國，官方註冊、地下教會加起來有上億名基督徒、天主教徒。時間以不可思議的力量雕鑄人的生命。在我們沒有預期的地方，西洋傳教士成就了他們一生所致力的事業，這超乎所求所想的大夢成真。 另一方面，人類沿科技的高速道路來到了數碼、高科技、複製人的時代。被捲入其中的，是躍上了世界舞臺的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抵抗力，東方——全體東方成為現代科技的禁臠。而嘲諷的是，為網路長城封鎖的中國成為全世界網民人口最多的國家。 同時，為了新中國大塊肥肉般的市場，為了它藏滿了金銀的口袋，各民族努力學中文，去北京、上海的商人學子絡繹於途。以傳播文化為名，新中國在各地建立孔子學院。表面上，新一波中國熱方興未艾。然而我們沒有忘記：這是和雍正王朝如出一轍的，以宗教迫害、意識鉗制為治國要務的，在百姓心中高築心獄的極權國度。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一不幸的歷史誖論？ 早在1928年，榮格寫道：「我們還沒有瞭解一件事：當我們以科技成就把東方的物質世界倒轉過來時，以其優越的心靈成就，東方把西方的精神世界拋入了困惑之中。」這一困惑深藏在現代文明的集體潛意識中。打敗了缺乏征伐野心的東方帝國之後，人類與樸素的古代決裂，踏上了迷信現代科學的高速道路，一步步陷入了工業革命的巨斧劈開來的，現代文明的深淵。然而以其不可動搖的，豐富的內在根源，東方駐入西方潛意識的深處，並終將從那裡升起，浮至表面。 20世紀上半葉開始，人的精神狀態成為病理學研究的對象。海德格提出來「另一種思維方式」的必要，以突破西方千百年來哲學的框架，從根本上改變人類如何認識自我及世界的方式。由於他直覺心理學必須拓展它的視平線，榮格把深水潛望鏡探入了人類集體潛意識的深海。他精闢地闡述：一個民族、人類集體的記憶中藏有我們瞭解自身的神祕線索。人類心理並非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那般深陷在慾望的牢籠之中，卻有在時間、空間上更為深遠，巨不可測的維度。 在古老東方的心靈中，榮格看見了與內在自我牢不可破的牽繫。這使得東方能夠保有自身內在的根源而不丟失。而由於受到強大的外在自我的牽引，西方心靈和原初的自我異化，漸行漸遠。在東西方的撞擊中，雖然西方從外力征服了東方，然而從更深處來看，事實上，以其完整的心靈根源，東方深深地觸動了西方的內在。獨具慧眼的榮格看出來一個與人類未來攸關的事實：「東方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場精神變革的根源。它躺在我們的內部。它藏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關於這一藏在西方內心深處的中國心靈，榮格告訴了我們一個動人的故事。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傳教士、漢學家魏禮賢（Richard Wilhelm）翻譯了影響深遠的《易經》，並寫下《中國靈魂》這本書。當榮格初遇回到德國的魏禮賢時，他看上去完全像個中國人。在那之後，在不可抗拒的大環境下，他逐漸返回了西方的模式。榮格覺察到了魏禮賢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危險：即他內在東西方心靈的相互撞擊。不久，魏禮賢病重。他告訴榮格在夢中，他重訪沒有盡頭的，荒涼的亞洲原野——他所離開的中國。 「在他去世前幾周，我做了一個夢：我床前站立一位身穿藍外衣的中國人，他雙手合十，對我深深鞠躬，好似想告訴我一個音信。我知道這意味什麼。這個幻象栩栩如生。我不只看見他臉上的每一條皺紋，也看見了他衣袍料子上的每一根織線。」 我們需要確認：榮格所說的東方，是具有深刻精神和文化內涵的傳統東方。是他在東方的信仰中所體悟的，深奧如海的生命本源。這一意義上的東方，恰恰是新中國在半世紀以來一步步從內部冰消瓦解、吞蝕了的。也就是說，藏在人類意識深處的東方心靈——這能夠緩解西方人傲慢的自我本能和意志的，來自人內在源泉的生命力，同樣的，也將是新中國的解藥。也將是全體新中國人民所迫切需要、迫切渴慕的解藥。 剛剛過世不久的哈維爾經歷了人類文明的一個特殊階段。對他來說，後極權主義「所反映的人類的失敗，不過是現代人類普遍的失敗的一種變體而已。」對於人類整體文明失敗的反思，是整個20世紀的課題。然而有如深陷無底的流沙，在反思的同時，人類繼續朝自我的毀亡前去。沒有新的形容詞來形容我們現在的情境；沒有新的形容詞來形容我們集體墜入的深淵。 當榮格心目中的東方心靈——中國自身陷入了十里迷霧，我們將從何處尋找那能夠把人類從泥沼中升起的槓桿？ 結語 在寫滿了預示的2012年開端，一切是這般陌生、灰暗。那一把燒燬了圓明園的大火是否也已把東方古國的靈魂燒成了灰燼？如果在精神崩毀的共和國現在進行式的宗教奇蹟是一個預示，如果那最遙遠的目的地，那最不可能的心願在不知不覺中已然抵達、已然成就，我們頹危的心就將復活。 來自太陽王的使者帶回了中央帝國璀璨的文明典冊，東方古文明在歐洲大陸播下了種子。出於某種外來的劫難，這些種子遺失在時間的河流中，未能生根發芽。 一切逝去的將要重返，一切錯失的將要歸來。與天地同一，我們有無盡的耐心。在迴旋反覆的歷史藍圖中，唯一倖存至今的文明古國，這開啟人類悠久記憶的金鑰匙，將把身上的鐵鏽一一洗淨，再度在空中緩緩旋轉、徐徐啟動，提醒我們另一種生存，提醒我們丟失在中途的，另一條人類生命的道路。◇ http://www.epochweek.com/b5/278/10822.htm | |
康熙皇帝威武雄壯，儀表堂堂，舉止不凡，而精神上的美好品質更遠勝形象的美好。 他為人公正，宣導德行，愛民如子，具有服從真理的可貴品質以及克制情慾的驚人自制力。 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才能，更具備帝王的胸懷。 我在此謹向陛下呈獻的這幅畫像，無疑是迄今為止從東方帶回的最珍貴的禮物。恕我冒昧稟奏，我們以往的傳教士和其他各國的傳教士們幾乎還沒有誰能帶回這樣的畫像，值得引起陛下的好奇和注意。這是一位皇帝的畫像，很榮幸地，他恰好跟陛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如同陛下統治著天主教的各國君主一樣，他也幾乎控制著崇拜偶像的各國君王。 媲美路易十四的偉大君王 陛下幾年以前派往中國的耶穌會士們有幸在那裡見到了一位在法國之外從未見過的偉大君王。和陛下一樣，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才能，更具備帝王的胸懷；他修身治民同樣嚴謹，獲得了本國人民的擁戴和鄰國的尊敬。就他的偉大業績而言，他不僅威名顯赫，而且實力雄厚，德高望重。總而言之，他具備作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沒有陛下的話，他可稱得上是從古至今最為聖明的帝王了。在離我們如此遙遠的地方能夠見到這樣的君王，的確讓人驚訝。 陛下，在您的佑護之下，法國的藝術與科學已臻於完美的境地，這使得中國皇帝對我們先進的科學和精湛的藝術表示無限欽佩，從而也對我們的神聖宗教肅然起敬。中國的國民天性驕傲，他們認為自己擁有啟蒙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的先進文化，然而在欽慕法國的藝術與科學之餘，他們也認識到聖教福音勝過了他們自己虛空的哲學。如果將來中國的皇帝和臣民能夠一同皈依我們的宗教，那將是陛下這個時代多麼大的幸事啊！ 日理萬機，文武雙全 康熙帝今年44歲，在位已有36年。他沒有半點和皇位不相稱的資質和品德。他威武雄壯，儀表堂堂，身材高大，舉止不凡。他的五官端正，雙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圓而稍顯鷹鉤狀。雖然臉上有一點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絲毫不影響他的美好形象。（維基百科） 不過，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好品質更遠遠勝於他身體形象上的美好特性。他天分極高，思維敏捷，博聞強識，明察秋毫。他具有經得起紛繁複雜的事變考驗的堅強意志，並具有制定、指揮、完成宏偉規劃的卓越才能。他的嗜好和興趣均高雅不俗，與他的帝王身份十分相稱。他為人公正，主持正義，宣導德行，愛民如子，具有服從真理的可貴品質以及克制情慾的驚人自制力。諸如此類的高貴品質，在他身上舉不勝舉。更讓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日理萬機的君王，竟能對科學的學習如此勤奮，對藝術的愛好如此醉心。 不論是立射還是騎射，也不管馬兒靜止或飛奔，他都能左右開弓、百發百中。飛禽走獸，無論是靜止的、飛跑的，他都能箭不虛發。各種武器，甚至廢棄不用了的武器，他也樣樣精通。此外，他使用我們的火器就像本國的弓弩一樣熟悉。對於韃靼人所擅長的騎術，康熙帝也是出類拔萃的，他騎術高超，姿勢優美，無論在平路還是陡坡上都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飛。 接受攔輿告御狀 每當康熙皇帝出獵或者由北京行幸其他地方時，都會有老百姓在路旁候駕告御狀，這些百姓多是因為地方官員的不法行為而枉受冤屈，因此攔輿告發贓官們的罪行，懇求皇帝明斷。 告御狀的人只要事先跪在離皇帝經過的路旁不遠處，一手高舉狀紙，一邊恭候皇帝駕臨即可。碰到這樣的情況，康熙皇帝總是委派幾名忠實可靠的人去瞭解情況，如果告發的問題值得調查，則必須調查清楚。如果確證被告的官員有罪，就要對其進行嚴處。……一般來講，告狀的人如果不是十分沒有禮貌，康熙皇帝就不會讓侍衛對他們採取粗暴的行為。這是因為康熙皇帝希望給予那些向自己求助的人自由，並且利用官員們對攔輿告狀的恐懼，使他們忠於職守。我們曾多次親見由於受到攔輿告發，一些朝廷要員乃至皇帝身邊的高官貴爵因此被免職，並因其罪行而受到嚴懲。 驚人的記憶力 康熙皇帝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別人談到的哪怕很細小的事情，或者只有過一面之緣的人的名字，他只要稍微認真一聽，就永遠不會忘記。他親自處理過的事情，不管數量多大，或者時間過去多久，都不會忘記。 對於這一點，南懷仁神父和我都多次見識過。南懷仁神父就遇到過這樣一件罕見的事情：有一次，他陪侍康熙皇帝外出遊幸，皇帝看到一隻鳥兒，便問他這種鳥的名字用他國家的話怎麼叫，南懷仁神父幾年前曾對皇帝提到過，但由於多年在異國，把自己國家的話已忘記了許多，又加上這種鳥的名字很奇特，所以他早已記不得了，便告訴皇帝它的梵語名字，可是康熙皇帝馬上詢問道：「這種鳥的名字，不是這樣叫嗎？」當神父聽到連自己都已經完全忘掉的鳥名，而皇帝卻依然記著時，不禁感到十分驚訝。 禮遇國家使節 康熙皇帝的秉性和習慣與一般中國人相比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很多中國人蔑視所有外國人，他們認為自己文明先進，沒有必要與外國人進行友好往來。因此，他們只歡迎前來本國向皇帝表示歸順的外國使節。確實，與中國相鄰的其他各國，除了景仰中國的學問、道德等發達文化的日本人、越南人、朝鮮人之外，其餘都屬於蒙昧野蠻的未開化民族。 康熙皇帝通過對歐洲的藝術和科學的研究認識到了無論就科學還是藝術而言，中國絕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國家；在中國之外還存在著擁有科學家和能工巧匠的其他國家。基於這樣的認識，康熙皇帝諭令按照國家慣例，由六部受理與荷蘭、葡萄牙、俄國的外交事務。他擯除了漢人的排外主義，而對這些國家的使節給予破格的優待和尊重。 我們剛到北京的時候，正有四位閣老被免了職（其中兩名為滿族人，另兩名為漢族人）。我們第一次進宮謁見皇帝時，陪同的人指著一個坐在宮門旁的人給我們看，原來這人是被罷免的四位閣老之一，此時卻只當了一個禁軍小頭目，康熙皇帝為了使他比別的閣老更加難堪，有意讓他淪落到這種地步。這是我們親眼所見。此外，像吏部尚書，儘管他是皇帝長子的岳父，當他觸犯律令時，也立刻被罷免了。 宮殿外觀壯麗，內室儉樸 皇城很大，彷彿一座瑰麗的城市。宮殿頂上鋪著金黃色的琉璃瓦，顯得開闊壯觀、氣派非凡。從宮殿外在的宏偉壯麗上立刻可以判斷出這是聞名天下的大帝的居住之地，但是從宮殿的內部佈置上，特別是從皇帝的內室來看，卻完全看不出這一點。皇帝的內室裝飾著兩三張壁畫、金屬鑲嵌的飾物以及相當粗糙的彩色織錦綢緞，這種綢緞在中國是很普通的，所以不屬於奢侈品。除此之外，其他能夠稱得上裝飾的，便是室內的整潔了。 康熙皇帝有一座行宮，建在距北京城二里遠的地方。他很喜歡這個行宮，一年當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是在這裡度過的。這個行宮佈置得相當整潔而樸素，除了他讓人在裡面挖了兩個大池塘和兩三條水溝之外，一點也看不出這裡有像康熙皇帝這樣擁有巨富的君王所應有的奢華跡象。與巴黎近郊王公們的別墅相比，這座行宮無論是從建築規制上還是從佔地面積來看，都遠遠難以企及。 狩獵期間，奏章批閱不拖延 他每年要在韃靼山林過上兩三個月整天打獵的生活，從而遠遠避開中國皇帝習慣上的各種享樂。 在這樣旅行的時候，康熙皇帝經常穿著十分粗糙的裝束，在山林中縱馬奔馳，不時射取獵物。他就這樣從早到晚在馬上度過，以至於一天之中竟要更換九至十匹坐騎。不得不步行時，他常常徒步走上很長一段時間。傍晚回到駐蹕處後，他也不休息。不管到何地，他都像在京城那樣勤奮地處理政務，孜孜不倦。他不斷批閱奏章，決定要事，當天的政務絕不拖延到第二天，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就這樣以睡眠的時間來彌補打獵娛樂花費的時間。這樣的生活並非只有幾天，卻持續兩三個月；期間他往往一天也不休息，直到狩獵結束。 勤奮用功，精準測量 當時我們給皇帝講課時，有人用漢語講，有人用滿語講。由於滿語遠比漢語要清楚明白、易於理解，並且，瞭解到張誠神父和我通過七、八個月的研究，已經可以比較準確地使用滿語交流思想，於是康熙皇帝決定起用我們兩人用滿語進講西洋科學。為了讓我們進一步完成對滿語的學習，他安排了幾位老師用一個月的時間來教我們，這一個月裡，我們每天都在內務府衙門跟這幾位老師學習滿語。 當時，安多神父用漢語給康熙皇帝講解主要天文儀器的用法以及進行幾何學和算術的實際練習，這些學科皇帝以前已經學習過一段時間。為了不斷增加知識，皇帝旨諭我們用滿語進講「歐幾里德原理」，他勤奮用功，期望像教師那樣徹底掌握這些知識。為了便於講授，康熙皇帝將他的御膳處，也就是他的父親順治皇帝從前的寢宮闢出來，作為講課的場所。我們就在這個房間覲見皇帝，度過白天的大部分時間。皇帝指示臣下盡量滿足我們的任何需求。得到皇帝這樣細緻入微的關照，我們都十分感動。 我們當時自己身邊的一些儀器，只要是皇帝需要的，全都進獻。包括一個像照準儀一樣漂亮的大半圓儀，這件用於天文觀測的儀器還是梅思公爵惠贈給我們的。皇帝對它喜愛有加，不僅在御花園中經常使用，巡幸時也常常讓內庭官員背著隨行。這件儀器很重，內務官員儘管背得辛苦，還是很樂意做這件事。皇帝在外帶著這些儀器，有時用來測量某座山的高度，有時測量兩地之間的距離。他常常令張誠神父隨侍，當隨駕的朝臣們看到皇帝能和這位神父同樣成功地進行測量時，不禁感到驚訝非常。 親近耶穌會士，賜予殊遇 實際上，康熙皇帝不和任何人過分親近。即使是國內的王侯和皇子，除了舉行公開儀式的場合外也很難親近皇帝。所以，對於瞭解這一點的人們來說，他們很難相信康熙皇帝會給我們如此殊遇，何況我們不過是一些外國僧侶，竟能如此隨意地經常接近皇帝。宮裡的人對皇帝賜予我們的恩遇十分驚訝。每天，皇帝都和我們在一起一兩個小時，這期間，房裡只有兩三名宦官陪侍。我們和皇帝談論關於西洋科學、西歐各國的風俗、傳聞，以及其他各種話題。其中我們最願意對皇帝談起的就是路易大帝的宏偉業績，而這也可說是康熙皇帝最喜歡聽的。談論這話題時，皇帝竟讓我們坐在御座兩旁。要知道，除了皇子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皇帝的這種特殊恩賜。◇ （摘自《康熙大帝》） http://www.epochweek.com/b5/278/1081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