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的基本特征 作者 張千帆 中國自由派正在分裂，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間發生的孫誌剛事件為標誌，國內大V們借助互聯網的發展聲名鵲起。那個年代，國內眾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歸，目標和思路看似是相當壹致的：維權人士致力於通過個案消除公權濫用和社會不公，乙肝攜帶者抱團爭取平等待遇，“家庭教會”如野火春風越做越大，“獨立候選人”如雨後春筍在各地積極參選……但沒過十年，當這些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和打壓之後，自由派陣營內部開始不斷發生分化。短短壹二十年，中國自由派已經歷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與革命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道揚鑣，主要表現在激進派“打橫炮”，指責改良派販賣“虛假希望”。後來曾發生女權主義者爆料國內公知界的“潛規則”，某些公知則指責女權運動配合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最近的動向是自由派當中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群指責“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從國內事務轉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政治的不同立場。 部分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日漸沈悶，越來越多的國人把關註焦點轉向國外，特別是美國，而美國政治的左右極化加劇了國內自由派的分裂。川普當選之後，反川派和“川粉”變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動宗教自由的人士開始頌揚“福音派的勝利”，保守主義學者則大力推薦《美國秩序的根基》並強調美國立憲的基督教基礎。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美國各地抗議風起雲湧，其中也發生了壹些打砸搶行為，引起了許多華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迅速情緒升溫，Black Lives Matter被貶譯為“黑命貴”，支持種族平等的正常言論被斥為“白左”的“政治正確”…… 自由力量的分裂當然是極權喜聞樂見的。社會的壹盤散沙既是長期極權統治的結果，也是極權得以繼續維持的條件。對於當代中國，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開始從極權中走出來不過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絕大多數時候雖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國民們並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實踐，許多想法不過是耳邊風，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並沒有切身體會。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紮根的。種族主義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視者回懟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觀對他人乃至對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張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權壓迫或被壓迫者的回擊時，才會認識到政教分離才能保證社會和平；只有當“獨立候選人”競選成功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才能看到選舉民主和議會政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圖章”……當人民沒有機會自由實踐並相互糾偏的時候，許多道理爭辯不清，他們會停留於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戰，無法就某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並形成契約性承諾，共同對抗極權。極權得以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歡呼。它打誰都能獲得社會支持，自己則得以淩駕於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在威權式微、管制松弛的轉型國家允許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讓人民慢慢適應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國的政治實踐可遇不可求，關註國外政治發展也算退而求其次。雖然對美國政治事件的關註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提前暴露出國民在擁抱自由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防微杜漸、防患未然、減少內耗，為今後轉型機會到來之際少走彎路、少栽跟頭做好思想準備。關鍵在於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實沒弄清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判斷，否則水只會越攪越渾。自由派在判斷國內問題時，立場大都壹致；畢竟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是經歷了本國歷史和現實的“過來人”，對本國問題的實質不會有太大認知偏差。但在判斷歐美的人和事，卻常常打得不可開交，可見這個問題在國人判斷外國政治的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這也正常，因為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或全面閱讀的經歷，多數人對國外的了解限於網絡或微信等途徑傳到國內的中文介紹，而這些資料及其閱讀本身可能帶有高度選擇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現象。譬如國內許多自由派是撒切爾和裏根經濟學的擁躉，但是他們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後果？恐怕許多人原來就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閱讀的都是對保守主義說好話的文章，對批判性的文章則視而不見或簡單歸為fake news。但同樣這個人如果在歐美長年生活過，對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有切身體會，就未必會像他這樣認同保守主義。因此，國人對國外政治的立場很多時候是以壹廂情願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斷。 這種情形在國內、國際“左”“右”對接的時候尤其常見，也更為嚴重。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奉行極左，反“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國的極左和西方的所謂“白左”根本不是壹個概念。“左”、“右”本來就是復雜而混亂的標簽，弄不好會張冠李戴甚至化友為敵，讓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失去壹半國際盟友。遺憾的是，國內壹些自由派恰恰犯了這個錯誤，誤以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極左，造成反“左”的“擴大化”，並在指責“政治正確”的同時，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壹個“政治不正確”的立場上——反對種族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宣傳特定宗教的正確偉大……這種傾向當然是危險的——如果為了反“左”而把自己變成極右，那麽“自由派”就得打引號了。在造成認知混亂的另壹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誤以為自己和國內的“新左”是壹路，不小心也會滑入極左的圈套。 於是，中西之間的“左”、“右”對接變成了壹場跨洋誤會。這場誤會不僅會讓我們失去反極權的同盟軍，而且已經產生了自由派內部的價值觀混亂，甚至可能改變“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國式“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反對政教分離和世俗國家、基於宗教理由至少反對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張某種特定信仰成為國家正統，那它還剩下什麽呢？ 壹、上下左右——兩套坐標的錯位 我們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制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左翼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國革命的本質是作為社會底層的“第三等級”推翻王權、第壹（僧侶）和第二（貴族）等級等特權階層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標在於實現社會平等、推翻壹切形式的等級壓迫。由於左翼目標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過體制內的手段實現，因而在策略上傾向於激進，容易鋌而走險、主張暴力革命。右翼則顯得相對保守，主張維持現有體制，至多通過漸進改良修補體制的不足。 到19世紀，左翼分化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極端派別。二者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都要求建立壹個無階級、無差別、無國家、無壓迫的大同社會，只不過馬克思尤其是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壹切權力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壹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是歐洲左翼的主導思想，但是到19世紀後期，德國的伯恩斯坦等社會民主黨人告別革命、轉向改良，主張通過議會選舉政治維護廣大工人的權利。同時期的美國則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義學說影響，出現了工會主義、進步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等不同的左翼派別，認為只要通過財富再分配即可實現社會平等。 經過20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和中國先後建立了馬列主義政權，歐美國家則進入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時代，其基本特征是憲政民主+國家幹預+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後現代主義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別，其主旨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壹致，都是反對某個意義的等級壓迫、實現更廣泛的平等：世俗主義反對教會等級的當代殘余，女權主義要推翻男權壓迫，同性戀挑戰傳統婚姻法對他們的歧視，動物保護主義要維護動物不受人類虐待的權利，環保主義則強調人類對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權……當然，這些國家也存在個別反體制左派，譬如英國的托洛茨基派繼續宣揚武力奪權，美國的環保恐怖主義用暴力傷害人身或破壞財產來實現環保訴求，但是他們的存在完全被邊緣化了。 經過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調整，歐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憲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左右之爭還原了法國革命早期議會政治的本來面目，變成在自由言論+選舉政治下理性說服多數選民支持各自立場的政策之爭。也只有在憲政民主框架下，談論“左”、“右”才有意義，不同立場才能通過言論自由充分表現自己，並通過選舉民主將政治訴求轉變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不同，但共享壹部社會契約並承諾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則，其要素有（1）維護思想、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反對基於性別、種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視；（2）對議會和行政首腦實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選舉；（3）實行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後者包括公務員、警察、軍隊。左右之爭變成求同存異的和平競爭，各自利益、立場、觀點不同，卻共享社會契約通過憲法所體現的基本權利和制度。 在憲政轉型失敗的國家，所謂的“左”、“右”則變成有異無同、水火不容，非要通過暴力鬥爭乃至內戰決壹雌雄；勝利者不僅樹立壹黨專政和個人崇拜，而且形成“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的極權政體。1917年，蘇共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極權國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極左並墮入極權，而且左翼極權比右翼更為徹底。這是因為極左（至少名義上）追求社會大同，比極右更加烏托邦，尤其是財富均等與“生產資料”國有化，而這樣的理想通過和平改良無法實現，只有通過暴力建立高壓政權才能強制實施；理想和現實差距越大，極權越徹底。這在我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而極權壹旦建立之後，極權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識形態鬥爭蛻變為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不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清楚體現了這壹特點。雖然極左口號天天喊，但當真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極權政體為了現實統治需要必須進行有限妥協，官方政策和宣傳都得向中間務實立場靠攏；政府不僅整治右派，而且也經常打壓仍然保持極左理想的左派。這在“文革”後期乃至中國今天都是常見現象。 壹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征是反共、反猶、反民主，執政期間確實對德國共產黨進行了嚴酷鎮壓，但納粹的正式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誌工人黨”。1919年之前，它就是簡單的“德國工人黨”；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成分，主要是為了吸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成員。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制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對於納粹來說，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是不是德國人，德意誌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值得贊美。希特勒等納粹領袖本身也明確否認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開弓”，同時狠批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而要在二者之間走出個人服從集體、經濟服從政治的第三條路。老納粹是保皇派，被迫遜位的威廉二世壹度支持納粹黨；新壹代納粹則更致力於推翻魏瑪共和，建立極權政體。 事實上，納粹內部存在左右兩個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與企業界和好，激進派戈培爾則反對猶太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強調納粹的無產階級底色。1929年“大蕭條”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見工業巨頭，要求他們幫國家渡過難關。企業界為了防止社民黨或共產黨上臺，也積極配合納粹。到1933年上臺，納粹已獲得鋼鐵、煤炭、化工、保險等支柱產業的堅定支持。希特勒要求黨衛軍暴力清除黨內左派勢力，但是黨衛軍領袖羅姆有自己的反資小算盤，結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為反猶而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樣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認為不平等和等級制對民族更有利。他數次贊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為後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猶太蘇共領袖。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但是如納粹領袖公開表示，左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極權國家推行德意誌種族至上、民族主義並消滅猶太人。 因此，壹旦“左”變成極左或“右”變成極右並成功建立極權，那麽原先左右的橫向立場分歧即轉化為支持和反對極權的縱向制度之爭。中國廣義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進、保守之分，但不論什麽派別都有壹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反對極權國家。實際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與平等，為社會大眾和弱勢群體說話，因而未必都能被歸為當代西方意義的“右派”。這是因為西方定義左右的標準和中國不同，和國家無關；競選投票之後，國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權，也可以由右派掌權。民國時期，雖然國民黨也實行壹黨專制，但是因為內憂外患，政治統治的權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徹底的，社會仍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因而那個時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產革命的是極左。等到共產革命成功，極權國家穩固確立，中國的左右則是相對於國家政權而言。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來知識分子對政權潮水般的批評，次年統統被打成“右派”，而實際上他們和右派立場未必有什麽關系。“右派”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本來是左的，所以批評政權就成了“右”。當然，政權追求的許多政策本身為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之則自然為右，如包產到戶。但在壹個左翼極權國家定義左右的根本標準是對待政權的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是毛澤東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傾機會主義”），還是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體現了極權統治無所謂左右。 因此，當代中國的左右就是這麽來的：國家先在那裏，成了左右的參照系；反對國家極權、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極權國家的就是“左派”。當然，中國的“左派”也是壹個復雜的譜系；思維仍然停留於“文革”時代的“毛左”認為偏離毛主義的鄧式改革是“極右”復辟，體制內的“左派”則多為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擁護國家主義和壹黨專政，服從體制並期望從中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但並不認同平均主義或公有制，除非能給個人帶來好處，因而顯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發表的“中國式自由與民主的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壹文中把中國左派分為六種，其中也有壹種類似於西方左派，嘗試通過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實現左翼理念，而當局很可能把他們歸為“右派”；其余幾種則都是極權主義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開。 總之，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則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壹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我壹直在提醒註意“此岸”與“彼岸”之分：我們仍然生活在極權陰影下的此岸，他們則生活在憲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爭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此岸則首先無所謂什麽左右，極權就是“正確”的標桿，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左派”主流附和極權，“右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國內老壹輩學者如郭道暉、謝韜、高放等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屬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但是這裏的當局會把他們納入“右派“陣營。由此也可見，“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國的“右派”同屬壹個陣營，共同反對極權國家。 | |
然而，在簡單化的極權思維長期影響下，中國不少右派卻混淆了西左和極左。極權之“極”不僅意味著極端，而且也意味著極簡——好像什麽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無問東西。中國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國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國右派理所當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壹起，把自己自動歸屬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陣營，好像只有歐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則和國內極左壹樣是自己的對頭。近年來，國內右派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口誅筆伐不斷升溫，不少右派對“白左”的鄙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他們對中國極左的鄙視。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因為自己是 “學院派”，我認識的歐美人士大都也是學院派，而歐美學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謂“白左”，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孔傑榮、黎安友、林培瑞這些響亮的名字壹直和呼籲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批判極權體制的文字聯系在壹起，而他們都是“白左”，壹個體現就是他們都對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人都很好，也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對中國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有時候犯糊塗，會不會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覺得中國體制也不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中我沒有遇到。孔傑榮幫助陳光誠在美國落腳，黎安友編輯出版了《天安門文件》，林培瑞親自陪同方勵之夫婦去美領館避難……這些人都長年進不了中國，能“左”到哪裏去？即便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對中國事態的性質可能有那麽壹點誤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們解釋清楚的。至少，他們所有人都對八九事件立場鮮明，並真誠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豈能和國內的極左等同視之？ 至於西方學院派對右翼政治的批評，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抱著中立旁觀的姿態為好。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壹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我的朋友中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偶爾談起政治，說實話，我認為兩邊都有些道理。國內許多自由派把民主黨當成共產黨，讓我很詫異。我們可以看壹下，民主黨內最左的桑德斯是什麽立場。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要在美國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桑德斯的國內政策主張勞工權利、車間民主、普遍單壹醫療保險、大學免費、“綠色新政”——為解決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政策則主張裁軍、更多通過外交政治而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議、國際經濟貿易更多考慮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他在壹次訪談中解釋了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相信政府應該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擁有生產資料，但我相信為美國制造財富的中產和工作家庭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收入應該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國繁榮、投資、增長並創造就業的私有企業，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國關門大吉而跑到國外通過剝削低薪勞工增加利潤的公司。”(1) 簡言之，桑德斯就是壹個“北歐模式”的擁躉，北歐搞的就是他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確實比美國“左”，但顯然既不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是蘇聯或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據說他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大學生中間有許多粉絲，這真的很可怕嗎？這裏的關鍵詞不是什麽“主義”，而是“國家”、“專政”。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是否平等或窮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國家做什麽、怎麽做？國家是否尊重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有沒有“真普選”？司法是否獨立？……只要不通過國家用“專政”手段強制實行，什麽主義都不可怕。 有壹次，北大請挪威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講座。我對北歐模式很好奇，想問出壹個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麽“秘方”。但問來問去，最後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無奇——挪威就是壹個類似德國的憲政民主國家，只不過社會福利和富人繳稅更高壹些，在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壹些，而已。國內許多自由派迷信美國，以為美國什麽都是世界最好——它顯然不是。妳去看壹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較值得信賴的年度調查就知道，美國不僅人均收入並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標上也壹直落後於歐洲“白左”國家，“北歐模式”則長期高居榜首。當然，妳可以質疑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續，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種“國家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是論證很復雜、答案不確定的問題。妳顯然不能把“北歐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劃等號，好像哪天桑德斯上臺就是美國末日似的。 總之，作為壹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福利的外國人，妳替他們著什麽急呢？為什麽壹定要站在非對即錯的立場上，為某壹邊無條件站臺？其實，假如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美國人，我也大概率地會加入左派陣營。這是因為美國相比歐洲偏右，往往體現為自由過多、平等不足。這次疫情擴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即體現了自由過度導致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不願意放棄壹點無足輕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結果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則體現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間因為種族主義而過度執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追求公平正義、批評公權濫用是壹個學者的天職。這和我在中國的角色是完全壹致的——批評中國人權和法治倒退、主張思想與言論自由、主張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反對形形色色的歧視、呼籲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財產權……在美國，這些主張往往會被歸為“左”，但是在中國，它們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們有什麽必要以中國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記，我們要反的是本國的極權，而不是美國的左或右。在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極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反他們當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並失去其中壹半的反極權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極權陣營中的壹員——極權的對立面是憲政民主，反對憲政民主中的壹翼，無論左右，豈不是很容易走到憲政民主的對立面嗎？ 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發生的真實危險。弗洛伊德事件發酵出華人圈裏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情緒，即說明納粹式極權主義病毒並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華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貶譯為“黑命貴”，而他們反對這場運動的理由在憲法甚至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但用它來反對BLM就搞笑了——事實上，它和BLM是同壹個立場；之所以有人主張BLM，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黑人生命遭到輕視，所以才強調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壹場運動當然要重點突出，沒有必要以包羅萬象、壹貫正確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現。很多人把BLM等同於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壹些暴力行為，但任何遊行集會都有可能伴隨暴力，過去壹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出現過暴力，但顯然不能把暴力和遊行集會劃等號，否則就陷入了兩難：不是采取“雙重標準”，就是采取極權邏輯，像大陸公安那樣70年來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拒絕批準任何集會。正確的態度顯然是譴責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不是以種種借口拒絕承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也有表達自由，否則就成了極權邏輯的擁抱者。 許多華人對這場運動的態度部分源自其種族歧視意識，部分也因為他們對川普政府的無條件認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對這場運動的許多表態是不合適的。譬如川普本人屢次指責BLM是“叛國行為”(treason)，簡直是總統版的“朕即國家”。司法部長巴爾則在Fox電視臺節目上稱，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間，以第壹修正案為護身符，“綁架”運動並策動暴力，卻沒有展示任何確鑿證據證明BLM出現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動的。(2) 他還說BLM就是民主黨的政治陰謀，目的是把川普搞下臺。在民主國家，這有什麽錯嗎？哪壹次運動不是帶著特定的政治目的？至於巴爾說民主黨“放棄傳統價值”，把政治奪權當作“世俗宗教”、“是對宗教的替代”，則更是離譜。司法部長這樣講只能表明自己不稱職，連第壹修正案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作為司法部長，他唯壹該問的問題是BLM運動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沒暴力就容忍，就這麽簡單，和什麽“宗教”、“傳統價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點關系。事實上，他根本不應該在Fox這樣右翼傾向如此明顯的平臺上發表言論。也許川普可以，因為他畢竟是政治人，盡管這樣做也有失風度；司法部長更應該體現政治中立，不能讓政治利益壓倒自己的憲法原則，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問題所在：左右分歧本來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線是維護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世俗國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則，這壹屆政府卻常常公開不尊重這些原則。 因此，我們壹定要拋棄壹種觀念：“左”就是錯，“右”就是對——在中國，這是對的，因為“右”就是反極權；但是在壹般意義上，這是不對的。在憲政民主體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要認同並踐行前面提到的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即屬於憲政民主體制；反之，則屬於威權乃至極權政體。極權國家違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這是每壹個在那裏生活過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現象。我們不能用極權國家的左右去對接憲政民主的左右。憲政民主的本質正是讓不同立場和訴求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通過選舉政治占領國家權力舞臺。 | |
我們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參照系，以為反“左”就是天然正確。我註意到壹種認知錯覺，姑且稱之為矯枉過正或“反作用力”：我們在反對什麽的時候，好像在推著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覺往相反方向滑動，還停不下來，壹直滑到和它相對的另壹個極端。我們壹開始反極左，譬如平均主義，反著反著，自己不知不覺跑到極右陣營裏去了。下面會看到，矯枉過正似乎是各國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憲政民主國家，仍然會有不少人不滿現狀。這本來是進步社會特征，先有不滿才會有不斷的進化和改良。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不滿可以自由表達，再通過選舉和立法實現改良。在專制國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進情緒蔓延。對極左不滿延伸為逢左必反，連帶憲政國家的正常左派立場也反，而且把他們混同為極左，從而把自己變成極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極端判斷意味著判斷者的定力不夠，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我們不應該以任何人或事作為自己的標準，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則為“定點”，這樣才能有定力。 我們的“定點”就是憲政民主、社會契約、政治自然法，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標準。我們反對平均主義，但是不能變成反平等、縱容種族歧視；我們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變成只是某個教派的“自由”，或對特定教派掌握國家政權欣欣然，否則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們反對“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選、反“壹人壹票”……事實上，所謂“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實際上違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則的口號或做法，譬如越過政黨和傳統媒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只言片語和大眾選民建立直接聯系，這種做法和“元首獨裁”何其相似？這也是為什麽我假如作為美國人投票的話，很可能不會把票投給川普，因為他從上臺伊始就敵視壹個新聞自由國家的新聞機構。 國內許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我也基本認同這壹看法，國際和國內事務應該壹分為二。中國自由派很可能會“投票”給他，這是從我們的角度考慮問題。最近的美國態度急趨強硬究竟是川普團隊國際戰略的真實流露，還是利用疫情之後的美國社會情緒來扭轉選情逆勢的應急之舉，只有等到11月大選之後才能揭曉。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停留於外交辭令，而是落實到貿易制裁等“實錘”。這顯然比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對話”、“法治對話”實在，但是要把川普當作中國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過高了。中國因為改良無路、革命無門，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極權，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國當“救世主”的心態。 問題在於，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國的救世主，除非雙方存在直接而穩定的利益對抗。尤其是民主政權肯定會首先關註國內民生，而不是拿著自己老百姓的錢到處“撒幣”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因而從來不會把別國的問題作為重點首選。川普的好處是有商人的實在，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較真誠。然而，利益也是隨時可變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長期不可調和的沖突，並非先驗決定的問題，而是取決於雙方策略互動；如果雙方認知的利益關系發生變化，那麽川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也會相應變化。更何況如果中美關系長期惡化，那麽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將是長期穩定的，沒有必要把我們對美國的期望寄托在某壹個黨派甚至某壹個人身上。事實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誰對華更“狠”，誰就能贏得更多選票。當然，兩個人上臺之後實際對華政策如何，都只有上臺壹段時候之後才能確知。總之，美中關系取決於兩國對核心利益的認知，民主共和兩黨對此並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民主黨綏靖、共和黨強硬只是華人“川粉”的想象，實際情形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歐美國內政治，我總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投入太深。畢竟，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利益關切，也不夠知情，因而沒有什麽資格評判別人的左右、得失、對錯。無論誰在臺上，我壹般會尊重民主政治的選擇結果，除非他的言行明顯觸犯了“天條”——違背了政治自然法。畢竟，這個人得了那麽多選票，尊重選舉結果就是尊重多數民意。在壹個言論自由、信息相對充分的社會，有什麽理由不信任多數人的選擇？在壹個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下，國人經常只能靠壹些花邊新聞了解美國政治，難道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判斷比多數美國人更值得信任嗎？當然，選民也會犯錯，但是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做出了錯誤選擇，而且這種錯誤是大面積、系統性的，足以使壹個錯誤的人選贏得大選。選舉體制本身也會發生扭曲，不壹定每次都能保證多數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譬如因為美國的選舉院制度的“勝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總體選票就不如希拉裏，但是畢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選舉選錯了人，也沒有必要替人家著急，因為在壹個成熟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壞人做壞事並不那麽容易。更何況過幾年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大不了把他選下臺甚至提前彈劾掉。總之，我們要相信憲政民主的選舉結果和自我糾錯能力，不要輕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斷。 對於憲政民主體制下產生的政策，也應當采取同樣態度。事實上，理性選民選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壹個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歡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歡他，主要是因為喜歡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兌現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歡他這個人，對他代表的政策滿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戰後，美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社會福利政策，許多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自由派對此憤憤然，認為這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問題，民主政治也可能會出現系統性偏差，但是國內保守主義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的認知基本上停留於哈耶克的學說，恐怕遠不足以對當代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因為我們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對計劃經濟的憎恨，但人家的經濟制度顯然不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換言之，我們知道的這點道理，人家壹定也早已知道。他們有那麽多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參與政府決策，也都能自由發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論，為什麽都沒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議呢？我們反對極左政策，問題是人家的政策並非極左，而只是有點左，而且這麽多年來，經過這麽多屆不同的政府，他們對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較精細的權衡。對此只了解壹點皮毛的我們為什麽對自己的隔空判斷那麽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利國利民的學說都有機會成為自由表達+選舉政治成為國家政策。如果妳壹直懷才不遇，也可能是社會對妳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妳的方案本身不靠譜。既然這麽多年、這麽多國家都沒有將哈耶克的學說作為治國之道，我只能說，他已經有過機會，但是很遺憾，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人認為是可行的經濟政策。至於為什麽，妳可能需要至少讀壹個經濟學博士才能知道原委。當然，他的學說對於批判和反思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的戰後主流經濟模式仍有價值並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價值壹樣，但他們的擁躉必然只是小眾。至於國內為何相當多的自由派將哈耶克學說奉為圭臬，可能是選擇性引進和閱讀範圍有限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是危險的。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經只讀馬克思（絕大多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讀了那個“宣言”），所以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結果眾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質和信息條件，我們不能這麽自我設限。如果妳至少從斯密到凱恩斯都通讀壹遍，最好能聽課、做筆記、閱讀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最後仍然認為哈耶克或弗裏德曼的學說最有道理，那我認可妳的這個判斷是負責任的。而要經過這麽壹圈，我說要讀個經濟史博士並不誇張。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廣泛的閱讀和比較，只是出於某種想象就確信某個學說為“真理”，那麽這種“確信”很可能只是對錯誤的偏執。 總之，我們的坐標系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我們不能出於某種原因，用憲政民主體制下某些人（譬如總統）的立場為參照系，去衡量這個體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場。這種在“參照系錯位”之下產生的評價必然是偏頗的，尤其在美國兩黨政治本身已發生極化的情形下。如果我們以川普的立場為參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陣營中的最右翼，那麽這麽看左派立場必然是極端激進的，甚至和共產極左立場差別不大。如果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差別，那麽我們也會錯誤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們和極左本來差十萬裏，和西左本來也就差二十裏，但是如果我們用十萬裏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們自己放到十萬裏之外的極右立場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幹預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須回歸憲政民主的原點，而在那裏，西方的左右離我們都不太遠。 | |
既然如此，為什麽那麽多的國內右派對“白左”如此不齒，對“白左”的鄙視程度似乎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極左？除了上面所說的認知簡單化和不同參照系下左右對接錯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維的因素？罵政府顯然有風險，和極左互懟多少也有點風險，或覺得不值，弄不好刪帖、封號。罵罵八竿子打不著的“白左”，過過嘴癮，則壹點風險沒有。網管看自由派內部互撕，也樂得讓妳們繼續撕裂下去。當然，國內的事情沒法說，說說美國政治也算是壹種歷練，問題是要把對象找對，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廉價發泄。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認為自由派的認知錯誤是極權體制下的“逆向洗腦”造成的。極權宣傳機器每天都在傳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腦言論並屏蔽對立的觀點和信息，確實將多數國民變得政治判斷上變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沒有基本事實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理性論辯的邏輯和習慣。極權體制正面洗腦的結果是產生壹大批頭腦短路的愚民和別有用心的“五毛”，他們不知道或不在乎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瘋狂的領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文革”等無與倫比的人為災難。即便妳把連篇累牘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會拒絕面對。絕大多數人出於恐懼、懶惰或愚昧，甘願被極權宣傳機器洗腦，放棄思考、樂得“裝睡”，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樣壹個弱智而極端的龐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厭的洗腦包圍著，某些壓抑憤懣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辯論的適當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簡化了。他們大都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反體制，但是對憲政民主尤其是國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太多認識。事實上，他們受極權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思維模式也非常簡單，就是和“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之間界線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敵人”也是自己的敵人……極權體制下形成的這套極簡化思維在國內是夠用的，因為反極權總是不會錯的，但簡單移植到國外就不夠用了。六十年代，法國左派很欣賞極權中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還親自在大街小巷發“紅寶書”。他們的邏輯就是對蘇聯很失望，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正在和蘇聯唱對臺戲，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實，他們除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外，對紅色中國幾乎壹無所知。今天的中國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樣性質的低級錯誤。歐美左右之爭的是非顯然不像極權—反極權那麽截然分明，雙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過頭。任何壹方都沒有資格以壹貫正確自居，那樣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極權的習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平時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辯論機會，而基本自由的缺失並不妨礙每個人都把自己想象為壹貫正確的上帝——在政教合壹國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無神論國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來，妳是正義的話我就成了邪惡，自然是不會留有寬容余地的，正常的觀點辯論很容易上升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擊。左右之間水火不容、極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體。這種話語形態在自由派之間也是相當常見的，可見許多自由派也沒有養成真正的寬容習慣。經常把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妳說的每壹句話，但誓死捍衛妳的言論自由”掛在嘴上，其實只是體現了革命公知式的輕浮——既然妳已經堅信他的每壹句話都是錯的，他的言論自由還值得妳“捍衛”嗎？這種話聽上去就是顯得妳“大人有大量”，可以“寬容”別人的胡說八道。這種“寬容”本身就是自以為是的傲慢。 如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寬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邏輯起點是人的判斷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並不比普通人更“正確”，因而不得對人民灌輸“正確”價值觀，其行為必須接受合憲性與合法性檢驗……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人民內部、左右之間——不論妳我是誰、持什麽立場，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會犯錯誤，所以我們都得有這個自知之明：當我不同意妳的觀點，我當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我得承認，妳也有可能是正確的，因而雙方都要為平和辯論留出空間。也許我們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遺余力地批判極權體制，但是這種姿態對接到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左右論爭就不合適了。許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適應坐標系的轉換，到了西方場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對待左右立場，不能為不同立場保留應有的寬容空間。 除了思維極簡和過度自信之外，極權國家養成的另壹個習慣是喜歡誇張和走極端。任何體制都會有問題。傳統禮教當然有問題，於是就有人概括為“禮教吃人”，進而全盤反傳統；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否認存在著剝削和貧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動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沒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鼓動實現社會主義。很不幸，近代的極端主義列車都被中國趕上了，壹直把我們帶到左翼極權。現在，我們是不是也要延續同樣的習慣，因為福利國家有問題就要在壹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國家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維可以是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經濟，是要讓經濟競爭變成壹場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鬥爭，趁早把那些弱者從物理上淘汰掉。這樣的民族才能變得更加強大。既然民族強大是目標，國家在有所不為的時候是否也可有所為呢——譬如對人種進行優生試驗？正如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走向左翼極權壹樣，“放任自由”離極右也只有壹步之遙。同樣可怕的是左有問題就極右、右有問題就極左的思維習慣。它不只會讓我們在經濟政策上走偏，而且會讓我們在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走向歧視、反對無神論的時候忘記政教合壹的危險、從反對“多數人暴政”變成反對“壹人壹票”的民主制度……我們反對壹個方向上的過度，卻用力過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未能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有效質疑和制衡極端言論，反而通過壹個個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極端觀點抱團取暖、提振自信。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比較政治學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壹文中，將“定制信息”作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壹個重要原因。原先美國選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三大電視臺，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事實基本上只有壹個版本。1949-8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裏根執政期間，FCC取消了這壹政策；2011年，在《聯邦法規》中刪除了實施“公平主義”的行政規則。隨著聯邦政策的變化，美國媒體發生了壹定程度的政治化，偏離了政治中立的職業規訓，尤其是出現了大量政治右翼“脫口秀”。加上網絡時代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實也出現了多個版本，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選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變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兩種動物，沒有共同語言和認知共識。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據自己願意接受的政治認知，漸行漸遠、日趨極端。某種意義上，新聞自由的進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現代媒體出現的早期，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這些老報都曾經做過“黨報”。後來隨著媒體商業化，逐步脫離政治依附，變成獨立報紙。現在，部分媒體又帶上越來越濃厚的政治色彩，對美國選民的政治極化推波助瀾。 相比美國，中國官媒當然都歷來“姓黨”，但是2000年以來，新媒體的發展壹度為中國新聞自由化帶來壹點希望。我原來十分樂觀，現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體的自由化，但是發現也不能過度樂觀。博客、微博被封殺後，微信成為信息和觀點傳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價值觀相近的同道群，同質化程度很高。不恭維地說，微信群裏的各種假消息橫行無忌，尤其是許多關於國外的消息很難核實，因而極容易以訛傳訛。壹個在右派微信群廣為流傳的帖子稱：“川普壹任的白宮工作人員比奧巴馬任期少140人。如服務於美國第壹夫人的工作人員就減少了39人。梅拉妮婭只用了5名工作人員，而米歇爾則用了44人。最後的結論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壹個好榜樣”。 由於這則信息經常被用來證明“白左”的“虛偽”和川普的“偉大”，我專門上網核實了相關說法。川普上臺，總統任命的高官人數確實顯著減少。但是壹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責川普對該任命的官員不任命——部分可能因為他作為壹個“政治素人”對體制內人員不夠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要太多職業官僚束縛自己的手腳，致使必要的聯邦職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宮工作人員也有所減少，但其中某些是職能部門。譬如2014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病毒之後，奧巴馬在白宮國安委之下設立全球傳染病防疫應對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總統身邊沒有對全球瘟疫、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向他直接匯報的專職官員。另壹方面，白宮規模和預算雖然有所減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宮有領薪的工作人員418人，比奧巴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婭有工作人員11人，米歇爾有24人——確實差了壹倍多，但並不像帖子說得那麽誇張（還有帖子說梅拉妮婭只用了1人）。奧巴馬執政的白宮平均年度花銷差不多是4300萬美元，相當於其2016財政年度的水平；川普執政頭兩年平均不到4000萬美元，但2019年也達到4200萬美元——是省壹點，但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門人員，不壹定能把活幹好。(3) 然而，就是這樣的壹則假消息讓許多中國右派都認同帖子最後的結論：總統是“全美人的好榜樣”。這樣的認識和“毛左”的“偉大領袖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有多大差別呢？由此也可見，“右”不等於正確。事實上，極右的思維模式和極左高度相似。要避免這種低級錯誤，只有把屬於事實的還給事實，不能只撿自己喜歡的新聞看，對自己不喜歡的事實采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會形成壹個壹個封閉、偏執、極端、意淫、彼此不能對話的群體。今天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竟然產生這樣的結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現象告訴我們，這不是不可能的，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確定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之後，另壹則右派群裏傳得很歡的帖子說賀是如何的“左”，其中壹條是說她在任加州檢察官期間決定，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行為壹律不追究。2014年，賀錦麗任加州司法部長的時候，加州確實公投通過了壹個第47號提案（加州比較愛公投），把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及其它壹些非暴力犯罪從“重罪”(felony)變成“輕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資源集中在更嚴重的暴力犯罪，並減輕壹直人滿為患的加州監獄的壓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寶貴的資源，因而這類改革是任何法治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權衡。如今實施了五六年，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長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數據說話。如果得不償失，大不了加州選民把它廢了就完了；現在第47號法案還沒有廢，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說得那麽可怕。事實上，賀錦麗本人並沒有對第47號提案公開表態。在民主國家，不論再大的官都沒有能耐決定某壹個法案的生死，有什麽理由把這個賬算到她頭上呢？只要搜壹下賀錦麗的維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場，為什麽要輕信這些張冠李戴的謠言呢？中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謠言”確實常常是“遙遠的預言”，但是在壹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或對於中國政府沒有動機限制的言論（如賀錦麗的政治外貌），也動輒信謠傳謠，那就令人悲哀了。 | |
如果說中國右派誤以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對手，那麽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質同樣的錯誤：誤以為中國左派是他們的朋友。結果是太平洋兩岸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實他們根本不是壹回事！兩種誤解相互激勵：妳瞧，“白左”就是極權的盟友，所以中國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義結盟嘛！ 這當然是誤解，“白左”不是極權主義。西方左派雖然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是至少二戰之後即不僅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而且也拋棄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進社會主義學說，轉而接受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選舉民主等憲政基本原則，而只是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會正義、財富再分配等平等主義主張。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憲政民主體系之中，甚至可以說是憲政民主陣營的主力——民主當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當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他們某些具體主張，但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雙百方針”：只要在憲政民主的底線之內，任何主張都有發表和傳播的自由；至於究竟什麽是香花、什麽是毒草，由選民自己甄別。這就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邏輯，其“底線”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動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國憲政法院曾兩次取締政黨——壹次是極右的納粹黨，壹次是極左的共產黨，理由都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黨綱、組織結構和活動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這個底線之上，“白左”也好、“西馬”也好，都是憲政民主陣營內的盟友。 當然，西左也有西左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為不了解中國情況，可能誤以為中國左派和自己是壹回事，都追求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固然，中國左派也都把均富掛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視了中國“左派”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我在2017年訪問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時候，壹位印度裔美國社會學者問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國內有沒有“安全問題”？我在錯愕之余告訴她，汪暉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的人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的。即便要問什麽“安全問題”，那要問的也是秦暉，而不是汪暉。可是，那裏好像沒有人知道秦暉，卻有許多人知道汪暉，後者儼然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代表，還不止壹次和哈貝馬斯壹起獲獎。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夠。妳看，國家資助的所謂“中華外譯項目”就對外推廣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學者壹般沒有這種資源，出於各種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夠，這是事實。但這種狀態和西左不了解也許不屑了解中國知識界現狀乃至政體本質也有關系。 其次，歐洲左派學者當中有些人不只是壹般的不了解中國現實，或是為了吃中國研究這碗飯而被迫沈默或說中國的好話，而是他們對極權體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許他們混淆了民間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對中國文化的愛投射成對中國制度的愛；也許他們有某種夢想在歐洲實現不了，希望並誤以為它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實現。2015年夏天，我在“後馬大本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加研討，做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的報告，能明顯感覺到某些參會者的不悅。不悅什麽呢？人都是有盲區的。德國深受納粹之害，但好像共產禍害要小壹點，至少沒有發生大屠殺或大饑荒，但這就能成為對極左理想心懷憧憬的理由嗎？我曾經問柏林高研院壹位生長在東德的美國學者，納粹德國和共產東德哪個為害更烈？他明確說是納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共產極權在蘇聯、中國等絕大多數依附馬列的國家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罄竹難書的史料和觸目驚心的現實放在那裏，難道還不夠嗎？真有必要繼續留戀馬克思嗎？這些極左當然不能代表歐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夠讓中國自由派對“白左”心生厭惡。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厭惡列寧，卻有不少人喜歡馬克思，好像在共產國家造成的災難都是列寧式國家革命的錯，馬克思只是被綁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為社會正義乃至人類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鄉特裏爾還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銅像。我寫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分析他和列寧的關系，結論是他和列寧其實是互相依存、難分難舍的；沒有列寧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義）建構的極權政體，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人壹起靜靜地躺在圖書館裏。雖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說得很好聽，但是從他的無政府主義（消滅國家、消滅階級）烏托邦理想中，開拓不出任何自由國家學說。 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從馬克思主義脫胎而來，卻未曾換骨。雖然經歷了戰後的適應和調整，後馬克思主義仍然奉馬為圭臬，只是修修補補，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這些東西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內容抽掉，馬克思主義到底還剩下多少獨特的思想貢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批判可被認為是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特貢獻，但是由於它自身的內在局限，批判之後提不出建設性的國家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立場正確，但是不僅在汗牛充棟的西方人文學說中並無超越之處，而且也和馬克思自己的經濟決定論基調背道而馳。戰後歐洲左派的困境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似乎沒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資源。事實上，既已融入憲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歐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學院派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做壹個了斷，至少和其極權政體主張徹底公開決裂。如果仍然和它們保持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系，那麽左翼就不可能和憲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為馬克思的基調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這樣，歐洲左派自然就會和中國“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左派（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總體上更為溫和，基本主張是社會正義與平等。這些主張不僅本身就是憲政民主理念的壹部分（如反歧視），而且也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實現。既然如此，美國左派和中國“右派”（自由派）本來應該是天然聯盟，而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表示支持的也多為美國左派。二者之間的分歧不在於制度認同，而更多體現於經濟和社會政策。左派更註重物質平等，這是從羅斯福“新政”壹直延續至今的民主黨立場。往好處說，民主黨比較“實在”——沒有基本的物質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機會平等？如果壹個人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給他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的意義是否就會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質生存保障，也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但往壞處說，福利主義瞧不起人，把人當成是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靠國家供養的弱者；老幼病殘也許需要國家救助，普通正常人為何不能自食其力？過度福利必然養懶漢，對於人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讓整個國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國際關系上，左派雖然在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立場上“政治正確”，但由於比較看重實際利益，不敢得罪中國這麽大的經濟體，因而往往停留於“口炮”，很少來真格的。這也是為什麽許多中國自由派喜歡川普的原因，共和黨說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講原則。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離總統大選僅壹個月時間，川普卻急著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選人，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則躍躍欲試，準備極速核準保守派候選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奧巴馬提名自由派候選人作為繼任，卻遭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杯葛，其理由正是離當年大選“太近了”，而實際上當時離大選還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共和黨前後矛盾的行為顯然是極不講原則的，只能損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和政治中立。 不論如何，具體政策分歧不應被界定為“敵我矛盾”。實際上，美國不論哪個黨上臺，對華政策是穩定連續的，並沒有體現出兩黨有什麽系統性差異。共和民主兩黨本身雖然競選時相互攻訐，但平時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們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壹定要站在某壹邊和另壹邊勢同水火？無論是與民主黨為敵還是共和黨為敵，走得太過都是與憲政民主為敵。歐美左派當中確有極左，但是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左翼。如果左派當中有人誤解了中國或忘記了列寧式極權之痛，那麽用中國事實把道理講清楚就行了；如果他們繼續對極權政體執迷不悟，那麽就不是屬於憲政民主陣營裏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 最後，西方左右之爭本身也有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彼此不寬容的趨勢。經過長期的權利鬥爭，西左已經形成壹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指壹個社會形成的絕大多數人不容違背的政治信條，在美國特別體現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它不僅意味著國家行為不得實行種族歧視，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視的言行。只要稍微偏離“政治正確”，輕則面臨口誅筆伐的巨大社會壓力，重則停職審查甚至丟失職位。這固然相當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美國歷史上對黑人傷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的巨大進步。從弗洛伊德事件來看，美國社會乃至政府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消失，這種“政治正確”仍有必要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反歧視的政治自然法則。但任何壹種原則或規訓在實施過程中都有可能矯枉過正，產生英國憲法學家戴西所說的“公共意見的獨裁”。這個度確實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張膽的種族侮辱或仇恨言論顯然不應被容忍，但是如何對待涉及種族的事實，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領救濟人數和單親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對黑人不利的事實也不讓說？是不是凡是遇到種族問題的發言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壹不小心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對於實質性解決美國種族問題並無益處。就和政府壓制言論不對壹樣，社會壓制言論也是不對的。盡管某些言論是多數人不認同的，讓它們說出來還是比窩起來、藏起來好。說了不對，當面懟他就是了；不讓他說，不代表他就沒有那種想法，實際上反而剝奪了通過自由言論糾正某些偏見的機會。 | |
2020.11.19 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珍妮弗-潘（Jennifer Pan）與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徐軼青發布論文，借助網上流傳的“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投票網站數據庫，繪製了一副中國意識形態光譜。 （觀察者網）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胡平先生：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緣起：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珍妮弗-潘（Jennifer Pan）與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徐軼青發布論文，借助網上流傳的“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投票網站數據庫，繪製了一副中國意識形態光譜。 中國10個最“自由派”的省份，10個最“保守”的省份，以及9個“中立”省份。 中國語境下的“左”與“右”與西方不同。在中國語境下，“左”偏向於保守主義（保守中共傳統和政權，該傳統為左），“右”偏向自由主義。統計數據採用了這種分類。 被劃入“自由主義陣營”的地區中，得分最高的依次是上海、廣東、浙江，此外還有北京、江蘇、福建、海南、山西、湖北、遼寧。與此相反的是“深紅”的“保守主義地區”，邊遠的新疆、貴州和廣西佔據前三甲，寧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內蒙古、河北緊隨其後；“不左不右”的地區是天津、重慶、四川、吉林、甘肅、雲南、山東、陝西、黑龍江。 上述中國意識形態的地域分佈，與我們日常的感覺還是大體吻合的。沿海地區以及長江通商口岸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天下，而北方以及內地中原地區則基本上是保守主義地盤。 一、偏右與偏左地區的對比特徵 1、 意識形態光譜色彩與西方距離遠近的關係：偏右地區賦國際性和親西方色彩，偏左地區賦排外性與反西方色彩; 2、 意識形態光譜色彩與經濟發展程度的關係：人均收入與對“自由主義”的偏好呈正相關; 3、 意識形態光譜色彩與普遍教育程度的關係：受教育程度越高，偏好“自由主義”的人群比例越大; 二、釋疑：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統一性”與西方人價值觀的“分裂性” 通過分析17萬餘份數據，兩位作者發現了另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特徵，即中國人的價值觀具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統一性：一個政治觀偏左的中國人，其經濟、社會文化價值觀也傾向於偏左，反之亦然。 而在兩位作者的敘述中，西方人的政治觀、經濟觀、社會文化價值觀可能是分裂的。例如，思想家丹尼爾. 貝爾就認為自己在經濟傾向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傾向上是自由主義者，在文化傾向上是保守主義者。 何以如此？為什麼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具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統一性，而西方人不具有此種統一性？ 可能溯源於極權主義社會的高度同質性之強力影響，它使得價值觀的對立高度極端化，簡化，非黑即白，把政治、經濟、文化三者打包在一起了。而在自由社會，價值觀的分歧更加微妙、精細，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灰色地帶和五彩地帶。因此，有時有人的價值觀是分裂的、複雜的。 三、意識形態光譜地域分佈與中國近代史演變的關係 通商口岸，清朝政府將五個沿海城市——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根據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定闢為通商口岸,後又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進一步規定通商相關事宜。在英國之後，美國、法國等也訂立條約取得同樣的權利，即《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這是自由主義區域的起點，也是近代中國的起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常駐北京，開放牛莊(營口)、登州(煙台)、台灣(台南)、淡水、潮州(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在中國內地遊歷、通商、自由傳教。 洋務運動，（自強運動、同治維新）是大清後期時，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基礎，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口號和目標先後分別是“師夷長技以自強”和“師夷長技以求富”。此運動自1861年—1895年，持續35年，歷經同治光緒二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所主導推動。洋務運動給中國帶來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西學東漸， 興辦學校，搞 新式教育（新學）、新式軍隊（滿清新軍）、新思想（共和）、鐵路、重工業（礦山鐵廠）等影響後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務往來、科學技術上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今天中國的郵政系統、電信系統、鐵路系統、招商局、江南造船廠、交通銀行等均由洋務運動開始而延續下來。洋務運動流經地區，也大體是如今偏右自由主義地區。 戊戌變法 （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大清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許、光緒帝主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廣東兩書生康梁為主導性人物。 東南互保 1900庚子年義和團亂政，權力中樞的慈禧縱容義和團（當年五毛黨）殺洋人攻使館，並自下詔書，向列國宣戰，宣稱要“大加撻伐，一決雌雄”後，東南各省，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聞此訊，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並迅即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李秉衡、袁世凱、袁昶等達成“東南互保章程”，以免慈禧愚蠢野蠻的內外政策殃及東南各省，穩定並保全了東南地區。此即沿海最為自由發達之地區，由此免於兵火之災。 反清起義，第一聲槍響於通商口岸之武漢……，之後民國政府的所謂黃金發展時期，其地理空間主要就落在上述自由派的省份。只是好運不久，就被1937年開始的中日戰爭和1949年蘇聯幫助的共產中國的興起而中斷、而逆轉。 綜上，一百多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如果從前述意識形態光譜的區域文化起伏消長的角度看，的確有一個以滬、江、浙、閩、粵這些自由派的省份為代表的工商及紳士文化同以（陝北）北方、貧窮內陸為代表的排外的、反智主義的保守主義文化的衝突與消長過程。 可以想像，將來中國的轉型，也會與這兩、三種不同光譜下的區域的聯邦化的衝突、重組相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 ... 11182020171910.html | |
Posted: 2021年04月24日 Published on 04-18-2021 199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被中國自由派當成了西方自由主義正統。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另一方面，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等新自由主義教條，也符合已從極左轉爲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共新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對西方產生片面理解，對進步主義產生敵意。他們屢受迫害而形成的反共情結和無力感，也投射到了右翼保守的政治強人川普身上。 《川普邪教》 一 問題的提出：挺川的自由派？ 2016年川普的橫空出世，2021年川普下臺之前的國會山之亂，都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關注，也劇烈地撞擊著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版圖。中國的知識界也以空前的熱情，投入美國大選的激烈爭論之中。 首先界定要討論的對象。它包括生活在中國大陸和來自中國大陸而生活在海外的、傾向自由和民主的華人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反對共產黨的法輪功群體、宗教人士和民運人士，也包括認同自由民主的網民。[1] （以下我用「泛民派知識群體」、「泛民派」這一簡稱。「民」可以聯想到民主、民權、民間，作為中共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一般說來，這一群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人權、民主、自由和市場，但它涵蓋了西方語境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內部複雜交錯，是個大雜燴。他們被當做一個群體來指稱，彼此之間尚有鬆散的群體認同，主要因為他們都對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持不滿或反對態度。 雖然沒有統計，但人們觀察到，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大多數支援川普。[2] 中國知識界的論爭和分化無時無之，但從未比這一次來的更劇烈、更深刻。這已引起學者進一步探究的興趣。林垚用燈塔主義來解釋這一現象[3]。第一個是「政治燈塔主義」：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民主制度形成簡單化、片面化的完美想像，美國成了嚮往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理想化的投射對象。當美國的社會弊病、文化問題逐漸暴露之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焦慮和失落感。第二個是 「文明燈塔主義」，中國的「百年國恥」和近30年的迅速騰飛，震撼著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中國知識界，他們或者擔憂作為燈塔的西方／美國逐漸「淪陷」於非白人、非基督徒之手，或者希望復興中華文明以和西方平起平坐，或者通過中國模式的對內成功與對外輸出，重回世界霸主的寶座。 林文有很多洞見，不過仍有問題需要解釋：為什麼中國泛民主派在前幾屆美國大選沒有表現出這樣的熱情和明顯的分裂？為什麼他們心目中的燈塔是華盛頓-傑弗遜-雷根-川普-華爾街-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而不是林肯-Harriet Tubman-馬丁·路德·金恩-AOC-桑德斯？支持川普的背後有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本文主要從思想傳播和政治心理的角度試圖做出一個解釋。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討論自由主義在中國發生扭曲的情況及其原因：言論資訊環境、中共體制的急劇右轉、以及「左派」和「社會主義」的被汙名化，第五部分，討論中國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根源和表現，第六部分，討論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反共情結以及抗爭屢受打壓之後的挫敗感，從而寄希望於外部政治強人，最後一部分是簡要總結。 二 被扭曲的資訊和被扭曲的自由主義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生活在中文資訊之中，嚴重依賴中文媒體。在大陸， 傳統媒體被政府壟斷， 新興的網路媒體也受到嚴格審查。言論管制損害了人們的現實感。絕大部分海外民主人士生活在華人區, 與非華人互動不多。在海外，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海外中文媒體的滲透，多數中文媒體被中共直接或間接控制，而影響越來越大的法輪功媒體， 在本次大選中成為陰謀論的積極傳播者。海外中文自媒體和法輪功媒體的普遍右翼化，為中文讀者提供了大量偏頗的評論、假消息和陰謀論。但是他們為什麼右翼化，本身就需要解釋。 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幾乎每一個中國泛民派也都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但自由主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傳入中國後，卻受到國際國內局勢、中國思想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發生修正、流變、誤解，乃至扭曲。殷海光曾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到緊要關頭，或面臨錯綜局面，就會有人背離，不是鼓吹『新式獨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就是放棄理性的立場，倒向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4] 1949年前，費邊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一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其中一部分具有民粹傾向；同時在家國危亡的焦慮之下，一部分自由主義者又染上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隨著中共建立極權體制，自由主義在大陸幾乎灰飛煙滅，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死灰復燃。 1980年代後，進入中國的各種政治思潮「都試圖影響中國、改變中國，但真正指明中國前途的還是自由主義的主張。」 [5] 但因為嚴格的言論審查，課堂教學和學術討論都受到限制，知識界存在普遍的自我審查，很多文獻無法翻譯出版，很多譯作被刪節甚至篡改，無法呈現西方自由主義的全貌和最新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必然影響思想界、學術界的走向，也必然壓抑那些可能對中國當政者不利的思潮和理論。 文革之後到1989年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呼喚人的尊嚴、價值、啟蒙與思想解放，他們對自由主義的接受，與對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和否定是緊密相連的。從「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到 「反傳統」、「全盤西化」、「文化熱」，艱難探索，也熱鬧非凡。這一階段影響中國思想文化的西方人文主義哲學，「除了極個別稍帶實證科學傾向之外，多數都是比較偏激的頗具情緒化的理論。」[6] 比如當年大紅大紫的尼采。[7]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雷根-柴契爾主義恰好同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恰好需要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1990年代之後對中國知識界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正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米塞斯這些人。雖然中國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多元分野，但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主張「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低福利」的放任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右翼）自由意志主義，擁有最多的追隨者，廣泛影響著公共輿論。在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被當做唯一的西方經濟學，自由主義右翼被當作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受到了過分的推崇；自由主義的其他分支、對自由主義進行修正和反思的其他西方思潮缺少系統性的介紹。 一般而言，中國泛民主派對自由主義的歷史脈絡缺乏瞭解，很可能略過了亞當斯密、密爾、卡爾．波蘭尼、英國社會自由主義、美國進步主義等諸多思想資源,[8] 更對新近的進步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缺乏研究和理解。社會民主主義、種族批判理論、環保主義、女性主義、性別多元化等雖有介紹，羅爾斯、德沃金、瑪爾庫塞、杜威、哈貝馬斯、阿馬蒂亞．森、薩義德、吉登斯等有「左翼」色彩的人物也有眾多讀者，但無法與主流的右翼自由主義話語形成互動和抗衡。 在中文圈，很多曾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和仍以自由主義自居的知識份子，早就發生偏移，有些論述甚至荒腔走板。不少人走向市場全能主義，對小政府的迷信也到了過分的程度，相信存在著一個純粹的、萬能的「自由市場」和一個越小越好的守夜人政府（Minarchism），強烈排斥社會福利和平等價值。張五常、張維迎、薛兆豐、夏業良等，多少都有這種傾向。成立於2006年的「鉛筆社」，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被戲稱為「國奧派」（國家奧地利經濟學派）和中國的「茶黨」，李子暘等骨幹成員已走向右翼國家主義。不少頗有影響的學者轉向保守主義，如劉軍寧、叢日雲、高全喜、孫立平、郭于華、王建勛等。有的服膺否定啟蒙運動的施特勞斯主義。有些人擁抱福音派中相當保守的一支，並將信仰論述混淆在公共論述之中，如余傑、任不寐、趙曉、蘇小和、王怡等。有些人轉向國家主義，如汪暉、強世功、陳端洪、胡鞍鋼、甘陽、王紹光、崔之元、摩羅、朱蘇力、吳稼祥等。[9] 奧派研究者秋風，轉向了與當局關係曖昧的政治儒學。劉軍寧強調「保守主義就是保守自由傳統」，在中國語境下，造成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概念混淆， 他一方面荒唐地把法西斯主義歸為極左，[10]一方面把自己的公共言說變得像是傳福音。劉軍寧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思想界影響不小，一度被當作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蛻變是中國泛民派右轉的一個縮影。 | |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自由主義的選擇性接受和對右翼的偏愛，並非偶然，不能僅僅用翻譯、出版、學術研究的偏好來解釋，也不能僅僅用雷根-柴契爾以來的世界思潮和經濟發展態勢來解釋。它是和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尤其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默許和引導分不開的。 開放國門、政企分開、國企改制、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這些措施和毛時代相比都是巨大的進步，一度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擴展了公民的自由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支援。1989年之前，也啟動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並取得了一些成果；雖然一黨制的核心沒有動搖、憲政也沒有成為共產黨的選項。 但六四屠殺一方面中斷了政治改革進程；一方面卻加快了權力市場化、權貴資本化的速度，「槍聲一響、變偷為搶」，民間更無力對抗腐敗和權貴資本主義。隨著官商勾結的深入、唯GDP主義的惡性發展，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加入WTO經濟全球進程，這種「市場極權體制」或「市場列寧主義」之下，中國的經濟騰飛暴露出了弊端：貧富懸殊，生態環境被破壞，腐敗橫行，人權被侵犯，社會道德淪喪。[11] 屠殺造成了普遍的恐懼，在政治行動上直接挑戰一黨制已經不再可能，避開政治體制而呼籲市場化，與當局的需要不謀而合。 1990年代大陸興起哈耶克熱，《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著作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極權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對民間的啟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中國泛民派篤信諾奇克的「最小國家」和哈耶克反對社會分配的論述，他們反分配正義、反最低工資、反社會福利、反工會和勞工集體談判權、反環保運動等。這些政策和觀念被簡單化、教條化、抽離了它的政治座標和制度環境，顯然被中國當局樂見。比如，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又如，在禁止獨立工會、勞工受到資本和政府的雙重壓迫的中國，反工會的主張幾乎可以看成是專制的共謀。 對這方面，秦暉有著持續的、立場鮮明的分析和批判，「低人權優勢」、「負福利」、「劫貧濟富」、「右手爭自由，左手爭福利」等提法都很有解釋力。他說，小政府應該「是要擺脫權力的不正當的束縛，而不是說摧毀社會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責任。」[12] 「新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民主福利國家。後者在中國並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意義。現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統治權力的情況下卻強調給它卸責，這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了。」[13] 可惜這樣的聲音沒有成為主流，無力阻擋中國自由主義者滑向右翼，甚至極右傾向。 在中共從毛式極左變成很多方面的極右之後（見下一節），中國泛民派的右翼保守傾向，使他們的批判失去準星，甚至成為共謀。從中共一貫控制出版、教育和輿論引導的高超做法來看，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不可能沒有中共的一臂之力。 四、「左派」和「社會主義」的創傷與汙名化 導致泛民派知識群體右翼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左派」和「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創傷，以及它們在中國和美國的被汙名化。 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實施共產極權的中共，當然長期屬於極左。在大陸出生的知識份子那裡，「左」自然而然地讓人聯想到馬列斯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及人民公社、計劃經濟、文革的犯罪史和血淚史。極左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很多人至今聞「左」色變，可以稱作「共產後遺症」。極左時期的中共把一切異己打成「右」，「反右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以致「寧左勿右」成了中共長期的傳統。隨著毛時代的結束，很多人逐漸以自己屬於「右派」陣營為榮，久而久之潛意識裡形成了左錯右對、左壞右好的刻板印象。[14] 在毛時代發出反對聲音的，被當作右派自不必說；在後毛澤東時代，對現有體制提出批評的，從事政治反對、為弱勢群體維權的，也幾乎完全是「右派」，這使「右派」獲得了榮譽和民間根基。而「左派」則是另一番景象：毛左派走在歷史的反方向[15]；大部分官派學者，成為意識形態傳聲筒和現體制的維護者；新左派與官方話語沆瀣一氣，對弱勢群體很少施以援手，或者說，新左派的批判矛頭，只針對「市場極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中的市場和資本主義，而不敢或不願針對極權和權貴。這些都讓「左派」聲名狼藉。社會民主主義、憲政左派、自由主義左翼的聲音被誤解、被壓抑，未能形成清晰的論述、也未能取得應有的群體認同和社會影響力。[16] 在黨國體制右翼化的背景下，觀照1992年至今的中國思想界和輿論場，最活躍的幾支力量其實是，反福利的新自由主義，反平等、反進步主義的保守主義，和反憲政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 類似地，被稱作「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也罪孽深重。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一黨制和馬列主義；後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黨制下的權貴資本主義。但在西方，這兩種「社會主義」的對應物都不存在。中文圈的自由派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自然地親近美國右翼的反社會主義敘事。而美國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妖魔化的歷史更久，1917-1920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冷戰等，社會主義被當做是「非美國（un-America）」。[17] 他們也妖魔化北歐的福利國家、桑德斯乃至整個美國民主黨。[18] 「左派」和「社會主義」被汙名化，有兩個負面效果： 第一，忽略了政治座標已經發生某種逆轉，誤判了中共體制的性質。1970年代末之後，馬列主義逐漸式微，計劃經濟逐步被拋棄，中共在維持一黨制的條件下開始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中共當下體制已變成極左（剝奪自由）加極右（反對平等和福利）。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披著某些極左的外衣（憲法裡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等），同時又有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排外主義的極右話語和政策（中華民族復興、新疆集中營，在西藏的文化滅絕政策等）。 第二，對西方語境下複雜細緻的左右光譜缺少敏感的辨別力，並輕視了深刻影響當今思潮和社會實踐的西方左派思想和社會運動。慘痛的「左禍」，使他們無法心平氣和地看待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及相關理論，有意無意地把西左和中國極左、共產主義混淆在一起。他們貶低或無視在民主憲政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左」所代表的正面含義。大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大學和人權機構屬於左派（自由派），被斥為美國的墮落。[19] 以中共體制為座標系，來討論西方當下的左右之爭，要麼無力對話，要麼一團亂麻。[20] 中國泛民派簡單化地認為「民主黨等於增稅、大政府，共和黨等於減稅、小政府」，「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有助於經濟發展」。[21] 事實上，在認同自由和市場的基礎上追求平等、社會正義和保障福利，幾乎成了全球民主國家的共識；把這貼上「社會主義」標籤並把它理解成毛澤東、史達林式的體制，錯得離譜。 | |
在美國大選前的幾個月，中文圈對BLM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就開始了激烈的爭論。反對BLM的人幾乎都支持川普，大多數支持BLM的人都反對川普。在討論中，不少泛民派流露出種族主義傾向，還有人毫不掩飾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何清漣把BLM比作美式文革，說它是「極左派要在美國實現社會主義」，魏京生、夏業良等也把這場運動和文革相類比。李江琳、郭于華、陳破空等很多人說這場運動是「 打砸搶」 ，吳祚來說，「歐美騷亂分子，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雜配的怪胎，他們打著正義的旗號，其行為表現卻是法西斯分子加紅衛兵。」 [22] 吳建民叫奧巴馬「回肯亞老家去」。人權律師隋牧青說奧巴馬夫人「比大猩猩還醜」。[23] 對穆斯林的歧視言論更多、更普遍。「稍微瀏覽中國的社交媒體，就可發現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辭已蔚然成風，……中國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響，認為穆斯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 [24] 「綠教」、「綠綠」之類侮辱性稱呼，把穆斯林等同於邪教、恐怖主義的說法時常可見，一些知名的泛民派，也公開或不經意間流露出對穆斯林的厭惡和仇恨。[25] 他們強烈抨擊「政治正確」和所謂的「白左」，認為寬容穆斯林是一種幼稚的偽善。 歐洲難民危機的時候，他們要麼漠不關心，要麼就是公開反難民、反穆斯林，咒駡默克爾是「聖母婊」。中國政府把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關入集中營，正在新疆進行種族屠殺，而有些人不但不表示譴責，而且為之叫好，說這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需要。在這裡，中國當局和（漢族）民眾形成了某種共謀：「官方默許了反穆言論的傳播，從而為其在新疆的強硬壓制政策正名。」[2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運動與種族主義的荒謬關聯：與1980年代學潮相伴的，有一條較弱的線索是反黑人的運動，在上海（1979）、天津（1986）、南京（1988）都發生了這類運動。南京事件最有影響，數千名學生打出了「打倒黑鬼」、「黑鬼滾回去」的標語。外國研究者發現，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在這種不滿的背後，又是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對現代化和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 中國要趕超更先進的西方，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則是生存競爭的失敗者。[27] 中國人對有色人種（尤其黑人）、對穆斯林、對移民的歧視的背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人最優越、中國人是二等白人，然後是其他有色人種，最低等的是黑人。[28] 在宗教方面，中國泛民派仰視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歧視其他宗教，最被歧視的是伊斯蘭教。這可以算是一種基於宗教燈塔主義形成的歧視鏈。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支持川普，他們接受了保守的福音派，而進步主義的基督教流派在大陸幾乎沒有影響。「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29] 「耶路撒冷是美國秩序的精神首都」，[30] 這些說法很有市場。有些人把川普當做「神選之人」，把川普-拜登之爭看成是正邪之爭。中國泛民派對非基督徒、非白人移民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的趨勢感到極為焦慮，認為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將毀滅美國民主。[31] 他們擔憂1960年代以來的性解放運動、墮胎合法化、女權運動和LGBT運動，認為這威脅了（被認作是「美國根基」的）傳統基督教價值。在西方被批評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之嫌的亨廷頓，在中國卻大紅大紫。[32] 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與川普不謀而合：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控槍、反墮胎等。 中國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其系統性種族主義「植根於中國作為一個帝國的歷史」，表現為對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其他人的偏見， 而且「大漢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思想(racist-nationalist ideology)是現代中國的觀念基礎。」[33] 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人把世界上的種族分成貴種／優種和賤種／劣種，紅種、棕種和黑種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劣種，而未來屬於「有歷史」的白種人或黃種人。「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我們的種族對於我們較淺或較深膚色的鄰居具有內在的優越性。」[34] 天朝大國被西方欺淩的「百年屈辱」，進一步使近代中國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 尤其是，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現實，是培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肥沃土壤。成王敗寇，弱肉強食，既是中共的邏輯，也是社會的現實。毛時代的戶籍制、身份等級制（地富反壞右）、砸爛公檢法自不必說，後毛時代的官商勾結、強制拆遷、清除低端人口、貧富鴻溝，在扭曲的市場規則背後盛行著權貴主導的叢林規則；城市人歧視農村人，富人歧視窮人，漢族歧視少數民族，還有基於省份、外貌、學歷、性別、性取向、身體缺陷等方面的歧視。中國的精英大部分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比別人更優秀、更努力，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窮人要麼能力不行，要麼懶惰；高福利被當成「養懶漢」，[35]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之下，絕大多數川普支持者反對BLM、反對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稱其為「逆向歧視」。他們對進步主義推動的社會變革非常反感（女權主義、性少數群體、種族平權、氣候變遷、政治正確等），認為這是美國的墮落。 六、反共情結與抗爭的無力感 對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來說，改變專制體制，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是最強烈、最持久的關切。 他們是反右運動、文革、六四屠殺受害者或見證人，對宗教迫害、新聞審查、洗腦教育、文字獄等感同身受，很多人被解雇、被監控、被判刑、受酷刑、家人遭受株連，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的本質，有著深刻的理解。有的人把反共當成最大的人生目標和最高真理，「仇共」情結有時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知名的異議人士趙常青在推特上寫到，「如果現在能把中共幹翻，哪怕是塔利班上臺都行！」[36] 從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1980年代學潮和天安門民主運動，1990年代的民間組黨，2000年後的維權運動和零八憲章，爭取民主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被當局撲滅。習近平上臺後，人權和法治狀況持續惡化，中國走向我所說的「高科技極權主義」[37]，在可見的未來似乎看不到民主化的任何希望。幾代人的努力均告失敗，政治表達被不斷壓抑，這種挫敗感、恥辱感和無力感，很容易讓一部分人擁抱不按牌理出牌的卡里斯馬型政治強人。 對中共的憎恨，成了支持川普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心理動力。泛民派對1989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望至極，認為川普對中國政府最為強硬。他們認為西方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綏靖，它造成了中國專制的崛起。而川普以一己之力扭轉了這個局面，讓人們看到了改變乃至推翻中共政權的希望。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38]林培瑞也指出了西方對中共看法的「天真」 或者誤判，是中國自由派支持川普的一個因素。[39] | |
自由主義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以後，因國內國際困局、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而不斷被修正、誤讀；在毛時代幾乎被摧殘殆盡，之後在專制環境下逐漸復蘇，無法避免被扭曲的命運。199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被當做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活動家，接受了右翼化的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和反彈，另一方面，中共體制已從毛式極左迅速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而右翼化的、脫離語境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反環保等——符合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使他們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存在一種臉譜化的理解，同時對西方和全球的進步主義缺乏全面的、動態的把握，這是中國知識界挺川現象的深層因素。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著悠長的歷史傳統，這種和自由主義不相容的思想觀念，侵蝕了為數眾多的中國泛民派人士。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社會現實，使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進一步強化和內化。這可以解釋他們支持川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種族平權和性少數群體等政策和言論。 中國泛民派在理論上對中共體制的拋棄和反對，在現實中對中共罪惡的仇恨，合成了強烈的反共情結；他們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屢受迫害和打擊，形成了深深的挫敗感和無力感；於是迫切希望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強人。川普被他們一廂情願地當成了綏靖政策的終結者和中共的勁敵，他呼應了中國泛民派的仇恨、絕望、挫敗感，其價值觀和政策，也恰好吻合了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及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 令人遺憾的是，右翼化（少部分正在滑向極右翼）的中國泛民派，一方面對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體制放棄了批判的重要武器， 對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態勢失去了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言論，正在削弱泛民派整體的道德形象和公共知識份子威望。少數人發表的反民主和反平等言論，客觀上已經變成了專制的共謀。 反抗中共專制需要勇氣、智慧和耐心，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為了爭取中國民主也付出了可敬的努力。但如果把「反共」當作最高真理，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一些人在反共的目標下使用專制的手段，另一些人企圖建立的並非民主，而是某種神權專制或世俗的威權統治。更多的人，目光僅僅局限在中國革命，而對其他國家的人權、自由和民主漠不關心，就像挺川者無視川普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和威脅。[40]中國的民主化極為重要和迫切，但自由民主是超越國界的普世價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應該有起碼的人類主義關懷和世界公民認同，跳出狹隘的民族、種族、宗教利益和個人偏好。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引導和塑造中國觀念市場影響巨大。泛民派的右翼化，讓人擔憂未來中國的政治變革方向。進而言之，中共政權和中國異議人士的不約而同的「右翼化」，與全球範圍內右翼威權政黨／政府的上升遙相呼應，這一定會衝擊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圖景和政治圖景。 《民主消亡日，暴君来临时：美国第四帝国的兴起》 （滕彪，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芝加哥大學Pozen客座教授，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研究員。曾為人權律師，並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要關注和研究中國人權、司法制度、維權運動以及政治轉型。） 注释： [1] 雖然港臺泛民派也存在挺川現象，本文的分析只有一部分適用於港臺，比如「社會主義的汙名化」、「反共情結和抵抗的挫敗感」，在較輕的程度上，也包括「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2] 2021年1月一批學者出版了《川普主義》。作者包括叢日雲、高全喜、劉軍寧、王建勛、趙曉、劉澎、蕭瀚、聶聖哲、蕭三匝、楊佩昌等。其他挺川者，如國內的鮑彤、高瑜、郭于華、孫立平、李大同、童大煥、李承鵬、史傑鵬、周舵、野夫、冉雲飛等，國外的廖亦武、艾未未、鄭義、李劼、李南央、何清漣、李江琳、馮崇義、北明、林達、蘇曉康、周孝正、吳祚來、程曉農、蔡霞、余傑、夏業良、魏京生、徐文立、王丹、陳光誠、封從德、傅希秋、趙曉、蘇小和、龔小夏、賀江兵、曹長青、盛雪等，包括了眾多知名學者、絕大多數民運人士和人權律師，以及絕大多數基督徒知識份子。 [3] Yao Lin, “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2021), Issue 127, pp. 85-101 [4]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號。 [5] 張博樹：《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 溯源出版社，2015年，320頁。他梳理了1989年後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憲政社會主義、毛左派、儒學、新國家主義、黨內民主派等九大思潮。 [6] 高捍東：〈20世紀80年代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影響〉，《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2年3月。 [7] 尼采也是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和歐美極右翼勢力的一個思想根源，他們吸收了尼采思想中的反民主和反平等主義的內容。George Hawley,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8] 陳冠中：新左翼思潮的圖景，共識網，2014年4月8日。 [9] 這些人都曾接受過自由民主理念。關於中國新左派的保守化和國家主義轉向，見許紀霖：〈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思想》第18期，2011年5月。 [10] 劉軍寧：納粹與希特勒，姓左還是姓右? 鳳凰網，2014年8月11日。 [11] Teng Biao，”The Shadow of the ‘China Miracle’”, PoliQuads Magazine, 2019.4 [12] 秦暉：〈「大政府，小責任」的趨勢必須逆轉〉，愛思想，2007.3.26。 [13] 秦暉：〈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12月25日。 [14] 袁騰飛的這種表述很有代表性：「左的東西咱們見得太多了，把咱們害得太慘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對左的東西天生反感。」 又如，「自由派要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反左。……左右之爭就是正確（right）與錯誤（left）之爭。」 童大煥：〈為什麼很多知識份子形右實左？〉，經緯西東，2020年12月12日。 [15] 在2018年佳士工潮中，學生和工人相結合的傳統左翼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不過這是很晚近的、尚待觀察發展。參見，潘毅：〈佳士工潮：中國左翼傳統的復活〉，紐約時報，2018年9月11日。 [16] 在對中國當代思潮的研究和論述中，大都把「自由主義」作為與其他思潮並列的一種來論述，很少區分自由主義左翼和右翼。值得一提的對自由主義左翼的梳理和聯合，比如陳冠中：〈新左翼思潮的圖景〉，共識網，2013年12月26日；2014年，周保松在香港舉辦的「左翼自由主義與中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參加者有錢永祥、許紀霖、陳宜中、劉擎、石元康、慈繼偉、陳純等，見李丹：〈中國左翼自由主義的「香港共識」〉，共識網，2014年8月8日；周保松：〈自由主義左翼的理念〉，見《二十一世紀》，2015年6月；以及，2020年，由王江松、滕彪、楊子立、王慶民、王天成等參與的憲政民主左翼論壇和〈憲政民主左翼宣言〉。 [17] How socialism became anti-American，QUARTZ, 2020.2.26 [18] 一般來說，警惕和反抗共產主義專制政權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沒什麼大問題，但是把（民主）社會主義妖魔化，在理論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難以正當化的。 [19] 比如，何清漣說，「（美國）現在多數公立學校已被極左掌控，他們肆無忌憚地推行進步主義教育方針，將傳統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愛國主義歷史教育從教學大綱中剔除，用否定美國歷史文化的種族主義理論和憑感覺偏好學習的教學理論取而代之，把學校變為給學生灌輸『’進步主義』價值觀的社區中心，其結果必然是年輕一代喪失對國家的熱愛……」何清漣：〈「奪回美國」的關鍵 重造教育〉，阿波羅網，2020.7.31 [20] 張千帆，〈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2020.10.2，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 ... z3eleflcmpcwknf7brn [21] David Leonhardt, ‘Blue vs. Red Economic Records,’ the New York Times, 2021.2.2. [22] 吳祚來：〈美國的「政治正確」比員警濫權更濫用暴力〉，風傳媒，2020.6.14。 [23] Qin Chen：〈為什麼中國自由派會變成川粉〉，Inkstone， 2020.10.5. https://www.inkstonenews.com/pol ... ump/article/3103794 [24] 劉波：〈中國人染上了「伊斯蘭恐懼症」？〉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0月27日。閭丘露薇：〈中國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的反穆斯林情緒研究〉，2016年6月4日。 [25] 比如林達、曹長青等。見，北大飛，〈仇穆謠言兩例〉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7489.html [26] 〈中國網民口無遮攔 反穆言論乘風點火〉，德國之聲，2017.11.4。 [27] 程映虹，〈80年代的校園反黑人運動—漫談中國的種族主義〉，《動向》，2009年12月號。 [28] 社會達爾文主義造成的種族主義，還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就是逆向種族主義，即對自己的民族、種族進行自我矮化、自我否定。比如民運人士張林等人提出的「牲人論」等。 [29] 王建勳：〈文化戰爭、保守主義與西方文明的未來〉，《當代美國評論》2019年第4期。 [30] 劉軍寧：〈美雖新邦 其命惟舊：讀《美國秩序的根基》〉，《新京報》2018年11月3日。 [31] 比如，高全喜認為，「事實上許多異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爐』中熔化，反而成為社會福利的擠佔者、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 高全喜 田飛龍：〈歸化、自由帝國與保守憲制〉。《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 [32] 亨廷頓擔心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會被稀釋、被伊斯蘭化，他的「文明衝突論」，也成了種族主義煽動家的理論源泉，對川普主義影響甚大的白宮首席戰略家史蒂夫·班農，就是明顯的例子。有學者寫到，「川普不過是一個粗鄙版的亨廷頓。」 許紀霖：〈特朗普：民族至上的民粹保守主義〉，愛思想，2020.11.5。 [33] Magnus Fiskesjö，Ra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Chanel, 2021.1.22 https://chinachannel.org/2021/01/22/chinese-racism/ [34] 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141頁。 [35] 比如「福利越好，養的懶漢自然就越多。」 「人要是沒有能力養育自己的孩子，就不應該不負責任地生育。」曹長青，〈美國把窮人慣壞了〉，華夏快遞，2003.8.6. [36] 趙常青推特：https://twitter.com/zhaochangqing89/status/1261905355673530373 [37] Teng Biao, ‘From 1989 to 1984: Tiananmen Massacre and China’s High-tech Totalitarianism,’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Vol.5, No. 2，2019. [38] 對華接觸政策的弊端，經過三十多年逐漸暴露出來，美國兩黨都已做出重大調整。被川普支持者忽略的另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接觸，雖然未能實現民主化，但為民主轉型準備了深刻的思想條件和社會結構。Ci Jiwei，Democracy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9] Perry Link, ‘Seeing the CCP Clearl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 February.2021. [40] 滕彪，〈爲什麽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當代中國評論》季刊，2021.2。 https://tengbiao.wordpress.com/2021/04/24/滕彪：走入歧途中國自由主義-中國泛民派知/ | |
七、結語 - 钱钟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