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攻击爱国会只是各派夺权的借口。最典型的就是邯郸。杨祥泰一方面扶孙继根出任省爱国会副秘书长以博取政府好感，使政府将孙作为培养对象；另一方面，指责陈派神父如彭建民为“爱国会神父”以打压他们的势力。彭建民等也不断在教会内部和网络上称自己没有加入爱国会，而对孙的爱国会身份大加抨击，称杨祥泰扶孙继根是为了满足培植西派势力的一己私欲。可见，反不反爱国会于各派而言，只是一种夺权的手段。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彭建民一方面称爱国会是政府操控的，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同样出于政府安排的省政协委员身份十分看重。 3、各派头目多是本派系虚尊的共主。这一点在经济发达的南方教会尤为明显。温州教区公开教会虽以朱维芳为首，但朱对本派神职约束力极为有限，在其选圣时甚至很难召集本派神父参加。朱系神职担心的是朱年事已高，如果出任主教，一旦去世，就要由邵祝敏接任，如此，自己的堂区难保稳定。而如果在本派中再选一个接班人，却又各怀异心，协调不出人选。地下邵派之所以不肯承认朱维芳，是担心合一后自己成为前房儿女，现有堂区被朱系神父夺走。在邵派内部，各堂口财务、人事独立，邵祝敏虽被各堂口拥为共主，不过起个协调作用。福州教区公开教会郑长诚在世时，立林进德为第一副主教，派中人多有不服。郑去世后，各堂口不买林进德的帐，主教派一分为五，加西门派，仅地上一系就分了六派。地下教会方面，虽然林运团为共主，但二林一郑三足鼎立。加上杨派，也有四派。因此，福州教区实际上有十派之多！ 4、教商合一激化了教会内斗。牧函出来后，福州、温州各派都高唱“合一”，但却不见“合一”的具体行动，反而因为原来的共主去世（如福州郑长诚）或无法履职（如林锡黎），各派反而进一步分裂。究其原因，是因为各派内斗的目标本身并非“信仰”而是实实在在的钱。在福州和温州，都出现了教商合一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从前教会财力靠堂区信徒奉献的单一框架，以教会人员直接参与经营（包括合法与非法经营）赚取利润为特征。在福州教区，林派日常弥撒并不收费，颇得人心。但是，少数信徒的巨额奉献和高价出售私人弥撒 所得收益远较日常献仪为多。然而，信徒的大额奉献并非白白给予，这批人多是经营商业者，教会有责任发动神职和其他信徒为他们寻找贷款、推销商品。如林派的神职月入上万，而修生和修女每月不过数百元生活费，其余就要靠提成。所以，那样的巨额奉献的实质是给教会的劳务费和商业提成。就是林派内部，林学海系也以经营房地产财势独雄。在温州，民间信贷发达，各派神职多组织有力教徒开展此项业务，赚取利息。因此，哪派能赚到更多的钱，哪派势力就大。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1）堂区个人化。堂区主任神父就是当地的商业领导人，也是经济利益的直接享用者。如果被调动，不仅意味着势力范围的丧失，更意味着人脉和财源被剥夺。因此，堂区神父将堂区视为个人私产。他们依附哪个对象，以能够庇护自己保有堂区为第一考量。同时，神职一方面托庇于共主，另一方面又担心共主们侵犯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同一派系中也采取独立姿态。更有甚者，为了取得大额奉献，一些教派更派本派神父驻外收取。如林运团系就派神父长驻上海，收取本派信徒的奉献而不令其流入上海教区。更可笑的是，即便是收取在沪信徒奉献，也严格遵守林系三派的界限，各自收取，互不侵犯。（2）妨碍经济利益的领袖将被神职抛弃。福州杨树道、林佳善私德无亏，对教廷的忠心数十年如一日，从“信德”上讲，自然远较林运团和与本主教争权的黄守诚为优。然而，由于他们意图将“信德”不够坚定的林派神父调离堂区，侵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因此遭到抵制。同时，由于这批神父与很多有势力的教徒是利益共同体，杨此举也等于断了教会和别人的财路，因此被大多数信徒抛弃。一个例证，林派向教廷告杨派的状的理由就是“杨、林将自己人调入好教堂，把不和的神父调去穷地方”。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好教堂”，就是有钱的教堂。 5、传统地下势力将在内斗中败北。随着形势发展，传统地下势力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教廷正是鉴于这一点，已将其对华政策调整为收编公开教会。福州杨树道一再声称林运团的署理任命不合法，是刘裕政假传圣旨。然而，在现任教皇继位、教廷各部主管换人后，仍有林佳善的建鸥监牧之命，就充分表明了教廷的态度。监牧是主教职，属保留于宗座之权，代办再大胆，也不敢私自任命主教。因此，林佳善的任命至少是经现任教皇同意的。于是，这其中就出现一个悖论，教廷先是让林佳善和杨树道一起退休，之后又将之起复为监牧，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其实，这其中有条主线一以贯之，就是让林佳善退出福州。刘裕政让杨、林退休时，杨已86岁，林才68岁。如果说杨时日无多，那只要林不肯退，在杨身后必然还能坚持许多年，这对教廷推行“合一”，收编公开教会是不利的。所以在让林退休不成之后，不惜自食其言，委其为主教，就是教廷认为林不肯退是因为要做主教，而建鸥教徒少翻不起风浪，索性给林一个主教名义让他退出福州。只是教廷没想到林佳善确实是“忠贞”入骨，只要他觉得违背圣统制，连教皇的帐也不买。如果教廷真的对这样一位“忠贞楷模”痛下杀手，则必然寒了中国教徒的心。从目前情况看，教廷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已经肯定会出现，林佳善已摆明不会接受建鸥监牧职，在杨树道身后，他必将继续领导本派力量抗争。同样，由于韩鼎祥对公开教会的绝对排斥态度，刘裕政在其生前多次去信，语气非常不敬，甚至不顾韩鼎祥有万民福传部分发的《主教圣职证明书》而称他为“蒙席”。韩鼎祥去世后，因为教廷不认可史的主教位，韩派的“永年教区参议会”选史双喜为“教区署理”，坚持与公开教会和张绿世抗衡。然而，由于传统忠贞派最大的伦理基础就是“忠于教宗”，他们反复对抗教廷以教皇名义所下的指示，已经消解了本派的立足基础，其在内斗中逐渐消解、终归败北的下场已不可逆转。 三、引导此种趋向的几点思考 目前来看，教廷以牧函为标志的“合一”政策，在这三个教区已难推行。这是由于国内教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的。如果能够利用这种关系，善加引导，对于进一步加强对天主教工作是极为有利的。为此，笔者谈几点简陋的思考。 1、引导各派势力形成制衡。目前，许多教区各派势力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方面能够形成各派相互牵制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一派力量在特定地区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的后果。因此，应该进一步促进区域分治，也即在一个教区的任何一个区域内，都不应该让该教区某派势力独占而要让该教区的各派势力都有存在。如温州市区、苍南、乐清分别归属朱维芳、王仲法、邵祝敏，虽然其它派别在各自范围内有存在，如朱系在乐清虽有两个堂口，但总体上，在这些区域内，均未对主力派别形成制约力量。因此，应该促使其它派别在主力派别的范围内占据1/3左右的堂口。这样做有三个处：（1）主力派别为保有堂区、其它派别为扩张势力，都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政府只须作出干预的姿态，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神职的立场。（2）因为各堂口的独立性，此举等于进一步分散了各派的现有力量，便于政府掌控。（3）各派将把更多的力量配置在争夺堂区方面，在面对政府时，将更少地表现出强势。 2、扶植弱势领袖。如前所述，各派虽有共主，但多为虚尊，内部还有派别，所以可以考虑扶植弱势领袖。温州朱维芳、福州林进德、邯郸孙继根都是这样的人物，扶植他们，可收一石二鸟之效：（1）减轻政府面对教徒滋事时的压力。从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宗教事务时，经常处于各派共敌的位置。这是因为侵犯了各派的共同利益，所以各敌对派别在强大压力下团结起来与政府对抗。如果扶立公开教会中的弱势领袖，则领袖为了固位、其它派别为了夺利，二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内斗。届时，第一矛盾点就是弱势的领袖。这样，政府就将处于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2）便于政府掌握公开教会。弱势领袖一旦扶立，就有了份位，本派中的其它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与领袖之间也将产生新一轮矛盾。比如，林进德做了福州主教，各堂口的人财物也不会容其置喙；朱维芳做了温州主教，各堂口也不会容其插手，反而会因为争做公开教会的助理主教而更加勾心斗角；扶植孙继根，可以令杨派成为其它派别的众矢之的，同时也等于捏住了杨祥泰的软肋，令其不敢象他曾经做过的那样公然与政府叫板。 3、保留部分传统地下教会。传统地下教会曾经把政府作为第一斗争目标，那是因为当时他们是主流派别。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传统地下教会越来越需要为自己的生存争取空间，而挤压他们生存空间的，就是公开教会和中间派别。如福州杨树道派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而是同属地下的林运团、黄守诚；邯郸史双喜派最大的敌人是杨祥泰、张绿世。如果这些派别被公开教会和中间派消灭，政府就失去了一枚牵制其它派别的棋子。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传统的地下教会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拥有过的能量，成为一件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利用的工具。因此，应该适当放松对这些派别的压力。如邯郸教区，据当地教徒介绍，史双喜为人忠厚，对韩鼎祥感情很深。韩生前张绿世借刘裕政之手对其百般施压，史双喜对其恨之入骨。韩去世后，张绿世将故城教会还给衡水而不交给史，史认为张意在向公开教会投诚，断绝韩派教脉，因之多次表示与张绿世不共戴天。同时，由于陈、杨是公开教会主教，杨祥泰更曾与韩鼎祥约定互不否认，却一直对韩小动作不断，史对陈、杨也持绝不共融态度。因为韩在监养中病逝，许多教徒目之为殉道，陈、杨、张派对史虽然打压，却存顾忌。如果给予史派一定的生存空间，必将对陈、杨、张三派形成牵制，令他们有求于政府，不敢过于放肆。福州也是如此，因为不与公开教会往来，杨派对公开教会影响不大，但由于杨、林二人视林、黄为寇仇，如能给予杨派一定的空间、特别是给予林佳善空间，那他所领导的杨派势力就能够有效制约林、黄势力。再辅之在公开教会中扶植弱势林进德的手段，福州除杨派以外的各派势力对政府的依附性都将增强。 4、提高对天主教工作中经济手段的比重。用行政手段对待天主教各派头目，收效不一。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成效更是低微。每到重大节庆把人请去疗养，外界便说是被捕。明明是好吃好住，外界却三天两头呼吁“释放”。当事人疗养结束后，也以“经受了迫害”在教众中招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掐到这些人的要害。这些人不怕关，他们很清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以稳定为第一要务，不可能把他们怎么样，所以乐得被多关关，为自己披一件“忠贞”的外衣。那么，这批人要害是什么呢？是钱！林运团派、邵祝敏派都从放贷中获取高额利息，林派的贷款月息可高达3%，是典型的高利贷。在某种程度上，沿海地方教会中的许多人都是食利阶层。此外，他们还经营房地产和其它产业。只要让他们明白，政府有能力影响他们对堂区的占据和他们的经营，这些人就会明白该采取怎样的立场。 5、关注老主教感情慰藉。这是几句题外话。在对一些教区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很多地方的老主教所扶立的接班人都遭到强烈的反对。这其中，有些是因为各方利益纠葛，如郑长诚之于林进德、杨祥泰之于孙继根；有些是因为接班人本人的性格和待人处世问题，如金鲁贤之于邢文之。但值得关注的是，不管他们面临怎样的反对，都一意要把自己属意的人扶上台。如郑长诚在临终前还要强力通过林进德为第一副主教；杨祥泰在明知陈、张两派不可能同意的情况下还将孙继根秘报教廷，把生米做成熟饭，抢占先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从前对天主教工作中忽视的老主教的情感问题在起作用。人都有亲情的需要，这批老主教没有子女，但人到暮年，特别是将死之年，都需要亲情慰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谁对他们好，待他们孝顺，在他们心中的份量就重。最突出的就是金鲁贤之于邢文之。金鲁贤一生弟子众多，能力强的也颇为不少，但金为人自视甚高，支配欲强，弟子们多与之不协而去。只有邢文之，对金极其孝顺，言听计从，事之如父。金对邢的感情，类似于父子亲情。在一次祝圣圣油弥撒时，金不知什么原因在更衣室大发雷霆，不肯穿祭服。当时在场诸人噤不敢言。有人去请邢文之来，邢仅平淡地劝了几句，金就平息下来穿祭服了。因此，尽管邢的上海教区风评一般，金还是排除一切障碍，将之扶上接班人的位置。这其中，既有看中邢文之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路线态度强硬的因素，更有爱护邢文之，一定要把自己亲手创下的基业当作遗产传给自己钟意的人的心思。郑、林和杨、孙之间也与此相似。目前，国内没有选立接班人的教区的老主教多在八十以上，这些人对教区掌控能力有强有弱，但都在位多年，有相当的基础。要在这些教区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就一定要考虑到老主教们的感受。要让培养对象多亲近老主教，给予他们亲情的关爱，这样就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减少上位的阻力。 注：本文成于去年，目前邯郸教区陈伯庐已经过世，邯郸教区面临新一轮内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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