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宗教經驗

作者簡介

新竹中學、台大動物系所畢業，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生理學系博士，曾於洛克斐勒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及密西根大學進修，專研神經內分泌學。1986-2002年任職陽明大學生理所，曾獲國科會傑出獎、慶齡醫學獎等榮譽。現為美國韋恩州立大學醫工系及奧克蘭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

著有《科學讀書人》、《生活無處不科學》，譯有《人體生理學》、《天才的學徒》、《誰先來？》（與廖月娟合譯）、《幹嘛要抽菸？》、《基因煉獄》、《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睡眠的迷人世界》、《基因組圖譜解密：當代科學最偉大的發現》、《器官神話》、《生命的線索》（與杜默合譯）、《DNA圖解小百科》等書。

（一）童年時期

由於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友，我出生沒多久就受了洗。給我施洗的傅良圃神父 （Frederic J. Foley, S.J.）是前台大外文系的教授，他給我取的聖名是聖保祿 （St. Paulus），而施洗的教堂即是耕莘文教院的前身（好像是叫「華明修道院」）。我受洗後，全家人與傅神父有一張合影：我在襁褓之中，由母親抱著，是我最早的相片之一（可惜找不著了）。這層因緣，與我後來在追求信仰的路上還有一些呼應，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從我有記憶起，星期天早上上教堂便是全家的大事，大家都不得睡懶覺，一大早起床梳洗穿戴整齊，就準備出門。早年天主教的規矩又多又嚴格，彌撒前一個小時不能吃東西，否則就不能領聖體；所以我們不能早點起來的話，就得餓著肚子上教堂，直到九點半以後回到家才有得吃。有一次，彌撒中我竟然餓得昏了過去（也可能是貧血），嚇得大人們（包括神父）都對母親說小孩子吃點東西沒關係的。事實上，母親一直都會讓我們先喝點牛奶、吃片餅乾才出門；經過那次事件以後，對我就更鬆了。

星期天上教堂望彌撒似乎是一般天主教教友最重要的責任，至少母親從不懷疑此點。在我高中離家到外地求學以前，除了生病，我沒有不上教堂的記錄。事實上，從我上小學起，就和哥哥兩個做了神父的輔祭 （altar boy），彌撒開始前一定得到，和神父一起在聖堂後面的小房間裡換上道袍，一前一後地跟著神父走出來，站在祭台兩邊。早年天主教的彌撒還都以拉丁文進行，教友的參與十分有限，只是聽聽講道、唱唱聖歌、領個聖體，其餘就聽著神父和輔祭的一搭一唱。

我開始學輔祭的工作，就是拿著本音譯的經本，跟著神父念一連串絲毫不懂內容的拉丁文，其情景如同一些佛教的經文，雖然寫的是中文，但只取其音，不知其意。虧得我小孩子記憶好，唸來唸去也滾瓜爛熟，應答如流。後來天主教會一次大公會議後，提倡教會地方化，因此有了全套中文的彌撒經文出現，教友可直接與神父應答。那以後，我的假拉丁文也就無用武之地，逐漸忘懷了。只不過後來有機會演唱或聆聽彌撒的合唱曲，都有一份親切感：到底自己有口無心唸過好多年。

輔祭除了負責與神父應答經文外，還有聖體聖血祝聖時要記得打鈴、教友領聖體時要站在一旁以盤子接著，以免有碎屑掉落，之後要幫神父洗手等等瑣事。當年一個本堂神父在教友心目中就是天主的代言人，地位崇高無比，因此能被選中替神父做事感覺是相當光榮的。只不過天主教的彌撒裡跪著的時候特別多，尤其是輔祭跪在祭台兩邊，只能跪得直直的，不能坐在小腿上，更不能亂動，所以一場彌撒下來，膝蓋頭都紅紅的，疼痛不堪。

除了一般的主日外，一年當中還有許多的節日，像封齋期、復活節、耶穌升天節等，都是教會的大事，其中尤以聖誕節最討小孩喜愛，因為它不像其他節日，悲慘多於歡樂。除此之外，聖誕節還有許多的故事及好聽的歌曲，在在吸引著年幼的我。聖誕節照例是有子夜彌撒，於聖誕夜午夜十二點進行，後來則提早一些開始。我不記得從多大開始參加子夜彌撒的行列，只記得十二月底的冬夜是寒冷的，大家全付穿戴前往教堂，充滿著興奮。但常常熬不到彌撒結束，我就睏得睡著了，怎麼回的家都不記得。

雖然我是從小領洗的教友，但還要經過一道堅振（confirmation）的過程，才能正式領聖體，那差不多是開始唸小學前後的事。之前要聽一陣子神父講解天主教的教義及規矩，像會唸基本的天主經、聖母經及會背十誡等等；同時神父還教我們如何辦告解（confession）。天主教有七大聖事，領洗、堅振、告解、彌撒、聖體、婚配、終傅等都是，其中以告解最讓我起反感。

按規矩，教友定期要向神父辦告解，陳述自己從上回告解以來所犯的大小錯誤；神父則依情節大小輕重，罰教友做些補贖的工作（通常是唸些經文），然後就宣布天主赦免了你的罪。如果不這麼做的話，神父就可以不讓教友領聖體。神父所扮演的這種赦罪工作，在某些時代、對某些教友來說，可能是取得心靈平靜的一種方式。但對於多數小孩，尤其像我這種敏感、而又認真的人來說，每周來那麼一次自我貶抑，實在是莫大的痛苦。我要麼得編一些罪名：像不聽爸媽的話、欺負妹妹之類的事；再來得真正問問自己是否有虛榮、驕傲等毛病。等上了初中稍懂男女之事，不免做些白日夢時，又得吞吞吐吐地招認自己有「不潔」的思想。我後來讀到在歐美基督教國家，所謂「天主教男孩」（Catholic boy）的經驗，很大的一部份就是常有罪惡的感覺，有些甚至有病態的傾向。不少人以此做過文章，不幸的是遠在東方的我也受過這種影響。

記憶裡有兩件事是與告解有關，其中之一是因為看電影而起，另一樁則是旁人的事。當年電影雖然沒有分級制度，但天主教會在每星期的《教友生活》周報上卻有一專欄，告訴教友們什麼電影是不宜觀賞的。記得有一部叫《所羅門王》的電影，雖是聖經故事，卻列為兒童不宜；不過，我和哥哥還是去看了。無巧不巧，散場走出戲院時正好碰到神父經過，只見神父臉色一變，當場雖沒發作，但下個主日辦告解時，母親和我們都受到嚴厲的指責，罰唸了好多遍的經文。

另一樁事件發生在一位和神父頂嘴起衝突的教友身上，神父罰她整場彌撒中跪在中間走道，不准起來；同時在講道中，神父還繪聲繪影地描述罪人在煉獄及地獄受苦的種種慘相。我一則不敢看那位教友，怕她難過，再來也覺得神父過分，罰就罰嘛，何苦羞辱人。這兩件事給我相當大的反感，至今不忘。

對一般教友來說，天主教是相當制度化的信仰，裡頭一套套的規矩，不是聖經上記載的、就是歷代教會傳下的，你只有相信遵守，沒有什麼道理好講。而且基督教義是非常霸道的，要求你全心全意的相信，不允許一絲的懷疑；對做不到這一點的人來說，是頗為痛苦的。個人從小有點反權威傾向，對許多事物都抱著好奇及懷疑的態度，喜歡問：「為什麼是這樣」及「為什麼不可以是那樣」等問題。而信仰本身常是沒道理可講的，像「天主無所不在，處處都在」、「基督由聖子降生成人」、「聖母瑪莉亞童貞懷孕」及「基督死後復活並升天」等等，都得無條件相信才行，否則就難以為繼了。

天主教彌撒裡有段主要的經文就叫做〈信經〉(Credo)，從頭到尾以「我信…」做開頭，以宣示個人的信仰。每次唸到這段經文，我就有股矛盾感：一方面我很願意相信經文裡所說的，但另一方面我又自覺內心深處充滿著懷疑，不願意如此口是心非。我後來聽到美國作曲家伯恩斯坦 (L. Bernstein) 的音樂劇《彌撒》（Mass）時，就有很大的共鳴。劇裡頭每當合唱團以拉丁文演唱傳統經文時，都會穿插一些教友內心真正的聲音作反諷；像唸〈信經〉時，就有一段〈非信經〉（non credo）的出現，問一些問題。

我這種對天主教信仰的懷疑，自上了初中以後就愈形強烈，但也伴隨相當的罪惡感，我所選擇的方式是逃避。因此自高中離家住校以後，我就不再主動上教堂望彌撒；不過每次放假回家，我還是勉強自己做個母親心目中的乖兒子，陪母親上教堂。

我的高中生物學得不錯，一心想上了大學後可以更進一步瞭解生命的奧祕。記得教堂裡有位修女曉得了我的「大志」，就用話來套我：「你知道了生命的奧祕之後又如何呢？」我當然知道她是引用聖經裡基督的話：「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但卻失去了自己，又有什麼好處？」來說我。當時我雖不知生命科學的研究是條漫漫長路，生命的奧祕也不是那麼容易解開，但我還曉得對學問的追求倒是無止境的，所以就很鐵齒的說我要不斷地追求新的知識。現在想想，年輕的我雖然天真，倒也滿執著的，可見得我對信仰抱持的態度。

（二）大學時代

至於我真正對信仰進行追求、還是上大學以後的事。記得是新生註冊那天，大夥在體育館排隊等候，只見幾位男女學生，對一位位新生問著同樣的問題：「你是不是天主教友？」。那時我雖已不主動上教堂，但從小的教養，還是讓我說不出「不是」這兩個字，因此我的名字便上了台大天主教同學會「光啟學社」的名單，脫離不了關係。後一年，換我自己是老生，也被指派做同樣的事，我就不好意思一個一個去問同樣的問題，只在操場的攤位等著「願者上鉤」；那除了個性使然外，顯然自己的「信德」不夠堅強。（當年自動上鉤的有位孫大川，後來當過行政院原民會的副主委。）

一開始我對台大的天主教同學會沒什麼好感，心想自己好不容易脫離了束縛，何苦再跳回去？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怎麼還有這許多看來「神智清明」的台大高材生，會沉迷此道？同學會指派來照顧我的學長叫林鋕銘，物理系二年級（後來轉了社會系），是個行動積極的人，除了找我談話以外，還給我寫信。只不過我一下子就是聽不進別人半強迫性的言辭，所以大一上整個學期我只參加了一次活動，不覺得屬於那個團體。

至於真正讓我投入的是大一的寒假，光啟辦了一次「避靜」的活動。避靜又名「退省」（retreat），是讓神職人員及虔誠的教友有幾天獨處靜默的時間，其間除了聽道、彌撒外，就是讀經、沉思、默想及祈禱，彼此不准交談。這種活動，我當教友多年，倒是只聞其名，未見其實，因此還有些好奇；加上母親對這種活動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所以就報名參加了。

那回在新竹關西舉辦的活動，讓我認識了大多數光啟的同學，以及耶穌會負責大專生的兩位神父：馮允文及王敬弘。耶穌會是以高學識、且入世參與出名的修會，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裡的神父就是耶穌會的；台大附近的耕莘文教院及輔大的神學院也都是他們的會所。該會的神父、修士與大專學生的相處經驗豐富，我也很快地為他們所吸引。

以大專學生為主的教會活動和一般地方教會確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不那麼刻板及教條。譬如說彌撒不一定要在教堂裡舉行，可在露天野外、也可在私人家裡；認罪只要真心懺悔，不一定非告解不可；彌撒經文不一定要用唸的，用唱的更好。一般來說，大學生對於自我的成長、生命意義的追求特別感興趣，對於信仰本質的探索更重於形式，這些都是當年光啟吸引我的地方。

光啟同學會活動的地點都在台大附近的耕莘文教院，也是當年我領洗的地方，我算是小鳥歸巢。耕莘一樓進門的右邊是個頗具特色的教堂，典雅精緻，在那裡望彌撒，感覺上與天主特別接近。左邊是個大廳，光啟辦大型活動都借那兒。耕莘的二、三樓是神父的研究室以及圖書館，而我們最常去的地方是頂樓，那裡有個露天的中庭，及一個室內的活動場地。以當年的大環境來說，耕莘文教院不啻是個小天堂；有一陣子，我天天下了課都去報到，望五點左右的每日彌撒，再同大夥一起在附近小吃店吃晚飯。

除了同學會外，光啟還有個核心組織叫做「基督生活團」（Christian Life Community），是全球性的天主教團體；男女各分一團，一名「至潔」，一叫「善牧」，每團有二十來人左右，善牧的多一些。兩團各有一位輔導神父，我們的先是王敬弘神父，後來則由法籍的趙儀文神父擔任。這個團體的要求比較多，除了每周固定一個晚上聚會外，光啟的各項活動也由兩團的團員負責，大家都有義務參加及幫忙。生活團本身著重所謂「靈修」，也就是個人在信仰上的成長；每次聚會都以讀聖經、分享心得、及唱聖歌為主。我從大一下起到大三下結束，共待了兩年半左右，對個人的成長確有不小的影響。

大學階段的年輕人普遍都對自己及未來有不確定感：一方面雄心萬丈、想要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什麼也沒有。而一個能相互鼓勵、彼此談心的團體，自然為大家所珍惜，而基督生活團正是這樣一個組織。我剛加入時，正流行所謂的「人格訓練活動」（T-group），我們也做了一次：一團十來個人關在一個房間內，每人逐一向大家「交心」、並接受批評，好像書上描寫共產黨的鬥爭大會一般。其實大夥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輕人，沒什麼不可告人的過去及秘密，無非是虛榮及好奇心作祟罷了，以為毫無保留的自我剖析及表達對別人的感覺，對大家都好。

記得那一次我們不眠不休地耗了十來個小時，整晚沒睡，雖然沒有什麼痛哭流涕的情形發生，但是否有人受了傷害也很難說。我只記得結束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滿腦子都在想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童年往事造成了現在的我；雖然前一晚沒睡，但腦子還興奮得無法入眠。那次的經驗說不上好與不好，但自此全團沒人提出再做一次的話，可見那種速成的交心方式是行不通的。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全無隔閡、毫無秘密，交朋友也需要時間，細水長流；這些都不是年輕的時候可以真正明瞭的。

大學幾年裡我還參與了不少天主教同學會的活動，校內及校外的都有。像每年光啟舉辦的「春令營」、「夏令營」等，以台大學生為對象；「中學生夏令營」則以一些地方教堂及教會中學的中小學生為主；「大專同學會夏令營」則有來自各院校的天主教同學。這些活動都會選個遠離城市、風景優美之處待個三、四天，其間排滿各式各樣團康及帶點宗教意味的節目，非讓參加者在結束時帶著滿心的感動與依依不捨的情懷離開，才算圓滿達成任務。現在回頭去看那些活動，難免覺得像小孩辦家家酒；但年輕的時候就是喜歡那種有伴同行的感覺，也讓自己有成就某些事情的滿足感。只不過人總是會成長、不會永遠不變；等有了幾次經驗，曉得什麼是過程、什麼是目的之後，也就不再熱衷了。

（三）我的追求與領悟

我一直曉得「人」的因素，在我對信仰的追求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打一開始我就訥悶：為什麼自己不能完全接受的信仰，居然有那麼些台大同學一副深信不疑的樣子，更別提還有那麼些學識淵博的神職人員，願意為這個信仰奉獻一輩子；顯然我是白做了十幾年的教友，一定遺漏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像已逝的王敬弘神父就是當年讓我崇拜的一個對象，他本身是台大土木系畢業後才去當修士唸神學，也因此更吸引我們。

大一那年暑假，王神父找了我及幾位同學翻譯一套《新約導讀叢書》；我分到的一冊是《保祿書信導論附得撒洛尼前後書》（我的聖名就是保祿，是另一個巧合）。我花了差不多兩個假期的時間，前後一年左右才完成。那套叢書於民國六十四年由光啟出版社印行，是我譯作的第一本書，彌足珍貴。

大學後期，王神父開始熱衷所謂「聖神祈禱及治病」的信仰方式，參與的人在催眠暗示的情況下，能發出所謂的「異語」吟唱；同時王神父也給人傅手祈禱，認為能治百病。自那以後，我就不再能接受他的想法。我想，一個人會追求任何東西，總是要發現吸引人之處才有動力繼續。我當初不知道的是：信仰若是建立在對人的崇拜上，是很容易幻滅的。不幸的是，世間多少人的信仰都脫不了人的因素；也多的是有個人魅力及野心的宗教家，靠著教友的盲目信任而自我膨脹，以至於造成悲劇。

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同幾位至潔的團員還到輔大神學院住了半個月左右，白天由一些神父修女給我們上些神學的課程，晚上則讀些書做些功課。課程的名稱都很吸引人，像「原罪論」、「教會論」、「末世論」之類的。只不過信仰的本質就算能以學術研究闡述清楚，一個人要是不信也是枉然；反之，信得死心蹋地的人不見得要懂太多的道理。所以神學院的經驗除了再滿足些自己的虛榮外，對信仰本身幫助並不大。

我那時很在意的一個問題是：「人生的意義究竟為何？」我從來不能接受過於出世的想法，把人生的希望定在「升天堂」或「來世」上；但我也不願意認為人生是虛無、毫無意義的。我總覺得人生應該有個「終極的真理」（Ultimate Truth）存在，等著我去探索、發掘。那個年代，報上偶而會有某地某少年讀武俠小說走火入魔，離家出走上山訪師求道的報導；我雖然做不出那樣的事，但那份心意庶幾近之。

還有一陣子，也許是受到禪宗故事的影響，我追求一個「頓悟」：希望能在當下「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不過後來我也想通：就算我一下能參透了人世的奧祕，並不代表這輩子就一路順當、毫無困惑阻礙了；我還是得一步一步走完我的一生，經歷所有該經過的事。想通這一層，算是個人的轉捩點，我對於自己在人世間該做的事、該盡的責任有了正面的想法，不去逃避，也不去依賴不可知的力量。

那一段追求的過程中，我還有另一層的領悟：人一生下來就是獨立的個體，雖然小時候有父母的呵護，成長過程中在朋友裡尋找自己的影子，最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無論有再多的親朋好友，多數關鍵時刻，人還是得面對自我、忍受孤寂。不能甚或懼怕與自己相處的人，註定是不會愉快的。

幾年的大學生活，花在教會活動的時間實在不少，對於本行的功課並沒有盡到該盡的本份。因此升上大四後，我便決定不再參加光啟及至潔的例行活動與聚會，多用一些時間在書本上。原本我有些擔心：一向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的我，是否能適應這樣的改變？我發現逐漸脫離教會的活動，並沒有失落什麼；我反而不需要經常為一些信與不信的形而上問題困擾。同時本行課業的進步，讓我不再心虛，也對未來要走的方向更清楚。

自大四那年離開了宗教團體後，三十多年來，就沒有再回去過。對於制度化的信仰，我有「我來了，我看了，我又走了」的感覺；自知永遠沒辦法做個「有福的人」，因為我不是「那沒看見而相信的」。我的三個小孩都沒讓他們一生下來就受洗，因為我覺得對信仰的追求及接受與否是個人的事，就算為人父母也沒有非讓小孩接受的道理。我雖然不主動帶領他們進入基督宗教，但他們懂事後我也鼓勵他們多方接觸，當作人生經驗的追求。我反對的是利用小孩純真無邪的時候，灌輸一些大人們也未必全然相信的道理，那才是一種罪惡。

基督宗教源自猶太人的一神教，而猶太人這個「中選 」（chosen）的民族卻不相信耶穌就是他們的「救世主 」（Messiah）。我總覺得奇怪：中國人幾千年來不曉得天主的存在，也過得自在，讓人稱為「禮儀之邦」；反倒是現代信基督的人一多，老祖宗的一套反而忘了，動不動說人有罪的卻多了起來。我一向服膺孔夫子的說法：「未知生，焉知死」，一個人應該多想想現世的問題，儘量過好這一生，少為未知的死後操心，但這一點似乎是最難的。

我以為所有的宗教都源自人類對死亡的恐懼，總希望有個來世的寄托；但我不認為有人可以證明來世的存在，當然我也不能證明那不存在。不管宗教是勸人為善也好，給人心靈寄托也罷，個人就是沒辦法接受所有宗教裡神話的一面。許多人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為我所不願。近代有位大儒（忘其名）說得好：「中國讀書人堅持了一輩子的信念，老來或臨死不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而去攀附某種宗教信仰，藉以求未可知之來生，可謂白活！」壯哉斯言。

不同宗教的產生各有其歷史背景，都是人類重要的文化資產，刻意忽視或迴避也是一種遺憾。以個人來說，當年讀聖經的記憶，對於後來讀西洋著作及瞭解西方文化都有所幫助；聖經中的一些教訓，我也還經常使用。對於當年一同追尋探索的眾多夥伴、一起共度的美好時光，只有滿心的感謝與懷念。但由過去的經驗，我對於報章雜誌經常出現的迷信及神話報導相當反感；對於某些相識，為了信仰做出過多的個人犧牲與奉獻，也不免出言相勸。我想只要人存在一天，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就永無終止之日。如何在自我與宗教信仰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大概是人一輩子的考驗罷！

原載 2000/9/1-8《中國時報浮世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