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祥

周兆祥（1948年—），香港環保人士，在伊利沙伯中學中五畢業，大學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曾任多項工作，有中學教師、大學助教及研究員、美術設計、編輯、電視監製及節目主持人、特約譯員、專欄作者等，後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修讀語言學，以翻譯教育理論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並獲選為英國語言學會及香港翻譯學會會士。1984年回香港定居，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發表過論文、文學創作及翻譯作品，積極推廣環境保護及綠色社會等思想。1988年創立綠色力量及綠田園有機農場。2005年離開大學工作的崗位，全情投入綠色生活教育基金項目「Club O」工作，多年來積極推廣綠色生活，提倡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活方式，同時關注心靈需要，喜以冥想、瑜伽、氣功、音樂療癒等的自然方式，調理身心靈。

個人網站：祥講長有

香港電台電視部曾經在「鏗鏘集」節目中拍過一輯「我復悠然」，介紹周兆祥的生活哲學，引起了街談巷議。周兆祥的家庭吃紅米，周兆祥的子女被蚊子咬至紅腫，周兆祥踩單車上班，都成為話題。有人視周兆祥為怪人，有人視周兆祥為瘋子，有人拿周兆祥作笑柄。但周兆祥是我行我素，獨立獨行的；他決心推廣和宣揚他那一套簡樸的生活方式，提出一套殊途的價值觀，他大聲疾呼，城市根本不是適宜人居住的地方。他討厭汽車，反對味精，主張素食，他對下一代的子女教育問題，也有與眾不同的想法。

周兆祥對翻譯專有研究，如今已是卓然成家。

早年，他發覺中、英文書的聖經，內容相差很大，肯定翻譯上有嚴重錯誤，於是他有意出家做神父，希望能夠在教會中從事翻譯出版，搞傳播的事工。

他認為，聖經有很多字彙是難以翻譯過來的，主要不在於中文翻譯的文字水平，而在於兩種文化之間，有基本上無法超越的鴻溝存在。例如 Sin 字的翻譯成「罪」，就很不當，因此，他認為聖經不應中譯。「凡是某個文化裡根深蒂固，有獨特歷史背景的概念，都不能譯。」

以下是在周兆祥的「野鴿居」，展開了訪問。

PLAYBOY：可不可以「交待」一下你的過去歷史讓讀者知道？
周兆祥：我是在香港出生，從幼稚園到中學到大學都是受典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在東華三院九龍第一校讀小學，在旺角洗衣街的伊利沙白書院讀中學，一九六七年，即香港暴動那一年，考入香港大學，一九七０年畢業。在攻讀港大期間，適逢全球性的學運，港大也有多少風波，學生要求改革校政。我並沒有參加，三年之內幾乎甚麼學生活動也沒有參如，原因是在中學期間，長期參與多種課外活動，組織會社，任童軍領袖、班長、領袖生，「玩」夠了，覺得港大的學生會社活動較「小兒科」，提不起興趣。還有更實際的原因是用去很多時間兼職教書賺生活費。我所修的是英文、英國文學、中國文學及翻譯，其中選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最多。

PLAYBOY：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呢？
周兆祥：我的家庭背景相當普通：父親畢生在軍部做文員，可說是低級公務員，

PLAYBOY：甚麼原因促使你立志讀翻譯呢？
周兆祥：原因有兩個。我自從中一時候開始就想長大了做作家，那時也寫寫東西，有數次作文比賽濩得冠軍，初中時代我最喜歡的作家是徐訏，他的作品，我幾乎全看。刊物方面，《青年樂園》、《中國學生周報》等都是我的精神食糧，但受影響最深的則是高小和初中時看《兒童報》，那時的、《兒童報》是由著名兒童文學家劉惠瓊女士辦的，一起參與編務的有今天的兒童文學出版家何紫先生、教育界代表司徒華先生等，他們的精神感召了我。我選讀翻譯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讀中學的時候已立志做神父。我十三歲那年領洗入天主教，初時只不過是母親上教堂聽道理，我也跟著去，想不到認真了起來，後來我發覺，中英文書的聖經內容相差頗大，我肯定箇中一定有嚴重的問題，於是希望做了神父之後，能夠在教會從事翻譯、出版，搞傳播的事工。

PLAYBOY：請你談談中文聖經翻譯的問題。
周兆祥：其中的問題牽涉極廣，三言兩語講不完。簡單一點說，主要不在於中文譯本的文學水平（這方面始終可以改善），而在於兩種文化之間，有基本上無法超越的鴻溝存在，當今一般人信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本來建基於希伯來猶太文化之上，後來醮滿了過去千多年歐洲的思想，每一個概念背後都有種種假設，不是隨便找個漢語的詞可以取作代表的。歷來的情況是中國的各基督教會以訛傳訛，穿鑿附會，中國教徒被誤導以為「信」就是 faith，「愛」就是charity，其實中英文之間（更不用說中文與幾千年前聖經原文在該文化裡的理解之間）恐怕相差十萬千里。又譬如 sin 中譯為「罪」，實在錯得太離譜了，世人都不是甚麼「罪」人……。

PLAYBOY：基督教義裡，sin 的概念很重要，是否可以具體一點，談談 sin 的翻譯呢？
周兆祥：這個問題神學家已經爭辯過多次，若要一一介紹他們的論點，又要花好多筆墨。總之，談到人做錯事，英文有 mistake，guilt，sin，crime，error，failing，vice，fault，wrong doing 等詞，中文有「罪」、「過」、「咎」、「孽」、「錯事」、「惡行」等，沒有一個英文詞彙是跟任何一個中文對等（含義完全一樣）的，因為中國文化傳統沒有「違反一元神的意旨做事而失聖寵」的概念，所以沒有一個既有的詞可以代表，拿「罪」來譯，令人誤解得很嚴重，「孽」或者好一點，但仍是非常不妥貼。

PLAYBOY：那麼你認為該怎樣譯才妥當？
周兆群：應該不譯。凡是某個文化裡根深蒂固、有獨特歷史背景的概念，都不能譯。孔子之「仁」、孟子之「義」，都不可能在任何其他語言裡找到相當的詞，只能音譯。外國人想進一步知道其含義，只有讀《論語》《孟子》了。現在 Zen 一詞在西方已經流行，如果當初試圖用任何英文字來譯義，效果都不會比這樣音譯好。早在隋唐時代，佛經的譯者已看出了這個道理，所以今天我們還是談「般若」，不是甚麼「智慧」。回教最想得到，索性禁上《可蘭經》譯成任阿外語或現代語，現在全世界都沒有《可蘭經》譯本，有的都是解釋本。

PLAYBOY：聖經翻譯的問題動搖了你的信仰？
周兆祥：是我後來脫離天主教會的原因之一。從聖經翻譯那一筆糊塗賬我推想到整套基督教義裏的重重矛盾，看出破綻處處。而且，在中文系念古典文學多了，也研究一些中國哲學，清楚看到「做中國人」與「做基督徒」基本上是不相容的，二者無法妥協。我終於選擇了做中國人。

PLAYBOY：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義不相容的地方在哪裡？你說說看。
周兆祥：沒有中國基督徒這回事，除非你限本不認識基督教義或中國文化精神。試圖把基督教義中國化的努力註定是徒然的。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其背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多處水火不相容，尤其是對人的地位的界定大有分別。中國人向來不需要被創造，不用等待一個外來的救主去拯救，故云：人皆可以為堯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徒絕不可以悔改馬上成為上帝。中國人認為，這世界不是由一個外在之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下是，像茹達斯（Judas）那樣被預先知道命運的「扯線公仔」。中國人的信仰是很「人本」的：盤古是人，不是全知全能全善主宰一切不容他人挑戰權威的唯一神祇，東方的宗教總不似西方那樣極權化、一元化，真理完全在它們那一邊，要求你全信，不可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人只要「信」，不准問、不淮自己找路向，這樣做人真沒有意思。

PLAYBOY：於是你脫離教會，選擇做中國人了？
周兆祥：當時引起了一些哄動。

PLAYBOY：你是指「金禧事件」？
周兆祥：在金禧事件以前，我上教堂已愈來愈少。我覺得參與天主教的義式時不能再投入，違背自己的良心，大家「做戲咁做」。我碰到的不少神職人員，智力水平很低，與致友講道理是盲人騎瞎馬，不知所謂，他們活在中世紀時代，不肯張開眼看這個社會。在金禧事件之前，還有「盲人事件」和我親身經歷的種種事件，使我對教會盡失信心。 天主教會一直站在權勢一邊，與被壓迫的大眾市民為敵，顯然跟耶穌基督的精神相悖。

PLAYBOY：然則金禧事件是導火線了？
周兆祥：金禧事件爆發，我初時也是從傳播媒介得知，於是連日跑去主教府門外現場觀察，與師生談話，一起靜坐。教會三番四次倒行逆施，顛倒黑白，而剛上任的主教胡振中居然連學生也不肯接見，我壓抑不住激憤，後來寫了封痛心疾首的長信給胡主教，解釋何以昔日以身相許給教會，終於在絕望中要求自我脫離教會。該信《明報》拒絕發表，在《南北極》發表了。離開了基督教徒的圈子我從不後悔，自從那時開始活得更有意義，更有靈性。

PLAYBOY：好了，我們不談宗教，說說你大學畢業後的情形，你參加過反政府的地下組織？
周兆祥：七十年代初期，香港年青一代有相當普遍的反港英政府情緒。一方面是文革和世界性學潮掀起的影響，一方面是本港發生了連串的事件，令香港人不滿殖民地政府的腐敗情況、壓迫華人的政策、甚至挑戰統治本地的合法性。那些事件包括盲人工潮、七七維園警民衝突、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等。當時我大學畢業後在中學任教，白天是道貌岸然的「中文科主任」，下午四時之後脫下領帶皮鞋，搖身一變成為反港英地下組織的活躍成員，住在組織的支部裡，搞書屋做門市賣書、編地下刊物－－又寫又審稿又編輯、開會、支援工潮和群眾集會。有一次安妮公主訪港前夕，我們的總部被搜，恰巧我外出，才免於拘捕審問，原來警方搜得反對安妮公主訪港的海報，怕我們搞事，先發制人。
　　大學畢業後整整七、八年間，我一直很反建制，也不斷寫社會批判的文章，探討「殊途」社會建設的可能性。我們一班人其實相當矛盾：既對社會現況極端不滿，幾乎不惜炸它個稀巴爛重新開始，但也自知提不出真正可行的新藍圖，亦明白到香港不是新加坡，中國大陸不會容許我們實驗。即使有朝一日鬥垮了港英，我們也不知可以怎麼辦。
　　現在新一代的人很難明白當時那麼多年青人思想甚至行動都激進，反政府情緒那麼強烈。麥理浩以前的香港政府真是爛到出面的。

PLAYBOY：後來你為甚麼要到英國讀書呢？
周兆祥：我在新法中學教了一年英文，在玫瑰崗中學教了兩年中文，然後進入中文大學翻譯系做了兩年助教，又在中大翻譯中心做了三年編輯。在這段期間，我也在港大做兼讀生，修讀碩士學位，論文是研究莎土比亞《哈姆雷持》的各種中文譯本。然後我去英國讀了五年書。為甚麼要去英國？因為當時我覺得在學術方面，我在香港所可以學到的也大概學完了，想跑去外國看看有甚麼可以學。我在語言學方面欠缺正統語言學的訓練，於是去了愛丁堡讀大學，其「應用語言學」向來是全歐洲最著名的。

PLAYBOY：在英國讀書的情形怎樣？博士論文寫些甚麼？甜酸苦辣的感覺都有啦？
周兆祥：照英國制度，唸博士的學生都先要有一年登記為碩士學生，所以我先修讀了一年碩士課程。這樣的制度很好，學生可以先適應環境，觀察、認識、選擇導師，導師也可以觀察、認識、選擇學生。
　　我第一年所修的是「應用語言學」，課程內容是教人怎樣去教英文，怎樣編選教材、設計課程。這一年的學習，使我打好了語言學的基礎，懂得課程編排和學會了測試技巧。然後我選了導師，寫有關翻譯理論的博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翻譯教學的各種摸式」，範圍包括怎樣去教翻譯、怎樣編翻譯課程、怎樣編翻譯班的教材。我周遊列國，搜集各地著名學府翻譯教學的資料，分析比較，並且加以歸納，然後設計出各種不同的翻譯教學模式，讓翻譯教育人士可以參考，了解箇中的問題。

PLAYBOY：說說九七，你不贊成香港人移民外國？
周兆祥：美、加、澳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就英國來說，幾乎所有從香港往英國的移民，其下一代就我看都是不幸福和不快樂的。我在蘇格蘭教中文，學生就是這類第二代的移民。他們失去了文化的根，做中國人不是，做洋人也不是。如果父母栽培他們寫中國字畫中國畫，受中國文化陶冶，他們會覺得總是與整個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如說乾脆做洋人，洋鬼子卻不接納他們，「唔受你玩」，你永遠是局外人，二、三等公民。而且華人社區的圈子很窄，是非多多，猶如活在囚籠裡。總的來說，除了經濟問題、家庭問題以外，移民還面對重要的文化危機，身份角色危機，有Identity Crisis。其他西歐國家文化堡壘更森嚴，我們想打進去更難似登天。

PLAYBOY：但許多人移民，是為了尋求安穩，即 security 呀。
周兆祥：說到安穩，誰明瞭世局都知道：普天之下無處不風大雨大，那個地方可以保證五年之後太平呢？不錯，外國的居住環境較好，空氣較清新，民主氣氛較濃，但精神上不滿足，人生失去意義，已是得不償失了。

PLAYBOY：現在談談你那個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鏗鏘集」的特輯。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學，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最近博益出版集團因為你出版《我復悠然》一書，宣傳稿上說，這是一個城市邊沿人，充滿憤怒和激情的自白」。請問你的反城市心態是怎樣形成的？
周兆祥：出版社的宣傳、書評、電台的訪問，都不約而同強調我的反城市形象。其實反城市生活方式，只不過是我的信念的其中一個環節，我在書裡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消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物質主義濃厚的社會裡，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是充滿病態的。追求金錢、追求物質享受，並不是達致幸福的好辨法。真正使我們幸福的東西，我們往注忘記了去追求。我引證了外國的許多例子，說明人家有不同的想法。香港的價值觀念非常一元化，香港人以為自己很精明，自己的做事方式是最正確的、最好的，實在太閉塞了。我的訊息是：「不一定要這樣的。」

PLAYBOY：但是你到外國之前是否有這些想法呢？
周兆祥：我在深水埗出生，但十二歲時因舊褸拆除而全家搬去沙田。從此住下來，那時的沙田仍是鄉間，四周是田野。我可說自小在鄉下長大的。而且我在十歲那年，參加了童軍，喜歡野外生活，喜歡獨自一人去露營，望著山山水水沉思。逛街購物、看電影，從來不是我的嗜好。讀大學期間，我開始發覺這個世界很有問題，原來政治危機重重，社會千瘡百孔，充滿了不公義。我又讀了那本生態學的巨著：Rachel Carson《靜默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忽然明白到原來人類正在盲目地不知不覺促使地球趨於滅亡，例如噴射殺蟲劑會使河流及湖水污染、死亡，工廠的廢氣廢熱破壞大氣的平衡。

PLAYBOY：到英國之後，更加強了你的信念？
周兆祥：對的，我看到人家有種種 Alternative（我譯為「殊途」）的生活方式。他們容許每個人照自己的信念過生活，不隨便賜贈「怪人」的封號。許多人都提倡騎單車、素食、循環使用物料，有機耕種、靈性醒覺等等，有些人還放棄了事業家庭去過公社生活。在英國有些「次文化」圈子，有不少雜誌和團體，論及婦女運動、Home Education （自家教育）、同性戀、反核電、反軍備競賽、爭取動物權益等，都使我思想大受衝擊。

PLOYBOY：有些人看了這套電視紀錄片，以為你是個怪人呢！
周兆祥：就正是這個原因，許多謠傳出現了：有個誇張的說法是，周兆祥為了慳電，不肯用光亮的電燈泡，令他的子女過著黑暗生活（其實我猜只因為有個鏡頭是熄燈哄子女入睡）；又有個說法是，周兆祥有虐待狂，寧願子女給蚊子咬也不肯用蚊帳，其實電視晝面上分明見到蚊帳。這類誤解在各報章紛紛出現，親友又不斷質詢指責，我終於忍不住要在自己的專欄裡解釋，沒想到一寫就是三十萬字，現在要分四冊出版。

PLAYBOY：既然反城市文明只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你的真正訊息是甚麼呢？
周兆祥：我的訊息是：這種社會的大多數人被迫過病態的生活方式，不曉得有其他選擇；其實不一定要這樣生活的。我不是反對別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想介紹其他「殊途」的生活方式供同胞們參考。大家以為看電視才正常，不看電視的人畸形，犯了彌天大罪。大家以為拚命吃加工食物毒死自己為止才正常，真正注重飲食安全的人畸形、多餘。這類價值觀很需要改善。

PLAYBOY：為甚麼你主張騎單車而極力反對駕駛汽車呢？
周兆祥：我不是反對使用汽車，而是反對許多人並非真正必需而長期不斷駕車，在目前的安排下，老人家或有工作需要的人駕車我並不反對。但如無必要卻駕駛汽車到處亂闖，浪費能源資源，污染環境，這是不道德的所為。駕車不是有型有款的高貴瀟灑行為，而是危害大眾健康性命的反社會行為，比在大庭廣眾抽煙、放臭屁、吐痰更可惡。我認為城市設計應該讓市民真正有選擇，能夠方便又安全地四處騎單車。現今的城市設計處處方便汽車，很少照顧單車和行人，這些權利我們應該努力爭取，例如馬路上多設單車徑，火車和地下鐵都載單車，這些辦法完全可行，只待大眾價值觀改變。又比如說，東區走廊如果設有全線單車徑，從太古城騎單車到中環，只消十五到二十分鐘便可抵達，若多設單車泊位，一定有許多人樂意這樣上班。

PLAYBOY：有人說你是現代的陶淵明，你接受這個稱呼嗎？
周兆祥：完全不接受。表面上看，我和陶淵明的形態也許相似，「守拙歸園田」、「悠然見南山」，但動機實在完全不同的，我看到地球正在走向死亡，人類文明毀滅，倘若不馬上集體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北方世界仍舊揮霍下去，也許一兩代之後，二、三十年後，這地球就不再 Survivable——人類不能生存下去。我們應馬上設計一個 Sustainable－－即可以繼續活下去的環境。我常喜歡打一個比喻，地球猶如旅館，我們不過是過路的住客，總不能住了數晚之後，就把這旅館炸掉，不留給未來的住客使用。我種種被人視為古怪的行動，都主要由這種救亡意識而來－－以身作則減少對地球生態的負累，即使一個人的效果不大，也算盡了一己之力，於心無愧。

PLAYBOY：你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怎樣？
周兆祥：你指哪一種社會主義？

PLAYBOY：（笑）對，社會主義有二百幾種牌子。但所有牌子部有個共通點，即反對私有產權。
周兆祥：人總喜歡擁有一些財產的，這是生產的動力。我不反對擁有私有產權，資本主義其實不是壞事，只不過我們要強調，物質不等於幸福。物質生活過了某一個水平，就不是那麼需要。人類的幸福不在於追求無休止的「發展」。

PLAYBOY：比如說，效法以色列，建立 Kibbutz（革布資）式的公社如何？我們可以在大嶼山闢一個實驗區，齊來過工社生活，是否理想一點。
周兆祥：問題是，即使有這樣一個公社，我在那裡過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安心，因為我看著這個世界步向滅亡。一小撮人不再過反地球的生活，地球照樣因環境破壞而毀滅。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是地球興亡，更是責無旁貸了！

PLAYBOY：還是談談你對城市的意見。
周兆祥：城市生活對人的生理、心理、精神、靈性健康都害多於利，城市人就像動物園裏終生活在囚籠中的野獸，長期過著違反本性的生活，難怪城市人也像動物園裏的走獸一樣，以下的畸形行為特別多：同類惡性相殘（即謀殺）、神經病、自殺、胃病、同性戀、失去生命目標而沮喪麻木、強姦、長期精神緊張、心理病、虐待親生子女。人這種生物經過了千萬年的進化，還有多種本性的需要遺留下來，城市主活違反了這些天性，人類一時還好像無法適應——例如長久習慣了跟土地關系密切，現在長期住在三合土森林半空之中，看不到山水日月、四時代序，內心總覺得失落，人生不知為何而活。
　　從生態的角度說，城市這種居住方式是萬惡之源。

PLAYBOY：人家說你是一人壓力團體，有沒有考慮加入一些團體，積極展開工作呢？
周兆祥：我早巳參加了二、三十個專業、興趣、壓力團體，但精力時間不容許我甚麼都搞，幾個月前與幾個反核電團體一起工作，最近加入了「長春社」，成為搞手之一。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有時做幕後軍師，更能發揮作用。例如我各個專欄，向來是我的重要基地。

PLAYBOY：比如說，組織一個新生活之類的團體呢？
周兆祥：也有讀者和聽眾多次提過這樣的建議。但我不想做 Guru （宗教宗派教主），目前應做的仍是揭露方面的工作，有機會來到時，多說給人聽：我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社會制度結構很有問題，再不動手大改革，子孫就沒有地球可住，大家成為千秋罪人。

PLAYBOY：說一說城市人的節目，主要是看電視渡日。聽說你很反對電視，原因何在呢？
周兆祥：如果可以簡簡單單解釋，當然不用寫一本書來討論這個問題。一般情形是：看電視有百害而無一利。也許有些人生有問題的人真的需要與「傻仔箱」生活，不是我。

PLAYBOY：但我們是否可以選擇地看電視節目，由我們來控制電視，而不讓電視來控制我們呢？
周兆祥：這是個選擇的問題，你以為做人甚麼才比較重要，例如接收一堆經過某群人處理灌輸過來的資訊，還是與子女玩一個遊戲，還是坐在海邊望一輪山光月色重要、有意思？我認為我們付出昂貴的代價（特別是按照電視節目表做人），所換回來的電視資訊，不一定有用，得不償失。長遠來看，看電視令你變成了一種可怕的人，不值得。
　　為了印證看過的理論，一手了解電視的本質，我曾經做過電視人三年，那時「佳視」與中文大學合作，搞教育電視，我是製作人，負責把課程資料，翻譯為電視劇本，然後監督整個製作。我教中學時猛然發覺：即使自己努力一生，教四十年書可得到的正面效果，可能抵消不上「歡樂今宵」播一晚的負面效果。於是我決定深入虎穴，研究電視的影響力，看看電視是否可以化為造福人群的媒介。

PLAYBOY：你的結論是悲觀？絕望？敵不過「歡樂今宵」？
周兆祥：對，電視投資大，與建制關係密切，即使有心人想做點好事，也不容易扭轉乾坤，發揮不出正面的影響力。反而其他媒介，例如電台和雜誌、報章，我認為個人是較有可為的。

PLAYBOY：但有時我看電視新聞，形象直接，表情逼真，這些都是看報章或雜誌所欠缺的。
周兆祥：我同意，但這些對我來說並不很重要，要我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例如生活被干擾），我寧取寧靜，而不看電視，家中有電視機，少不免家人也會看，這就減少了家人之間的交往。我寧願把看「世界盃」的時間，留下來與子女共享。另外電視還有幾項「原罪」，是我們無法拯救的，電視做了我們的獨裁者，它控制了我們的生活程序；電視為你作出種種選擇，左右你的價值觀，比如說電視新聞，選擇的範圍很窄。拍暴動場面，我們只看到火光鏡頭，不能分析事件因由與影響，這裏面並無 Feedback （回饋），電視必然以偏概全，長期突出高潮、簡化世間事物；電視廣告必然鼓吹消費主義，只報導部分的事實，加速精神生活的節奏，宣揚「剷平主義」、反民主（由少數人控制），令社會庸俗化。總之，電視媒介可說是反教育的。

PLAYBOY：可是不讓下一代接觸電視，是否會使他們與社會脫節？例如他們連何守信、汪明荃也不知是誰，會否被人嘲笑？
周兆祥：這要用事實來證明。在社交方面，難免與一些人格格不入，但從另一角度看，談論電視應該只是社交的一小部分，若朋友口中只有電視明星，這樣的朋友也不值得交往了。

PLAYBOY：我所指的是適應問題……。
周兆祥：世界瘋狂的時侯，我們不一定事事也隨眾盲目。許多事情我覺得不妨糊塗一點，但有些事我也執著，我就是不肯適應。正如我的弟弟和妹妹結婚擺酒，我也不出席，誰擺我都不去，這是原則問題。我在別方面向他們補足，平日也跟別人盡量融洽來往，親友漸漸明白我的看法，知道不是針對他們。

PLAYBOY：結婚擺酒有甚麼問題呢？
周兆祥：第一，這是新婚夫婦最需要用錢的時侯，卻往往被迫違反自己意願拿這些錢花費在酒席上，浪費之極；第二，這樣的飲宴，既極度浪費物資，又對健康完全無益：第三，整個過程，無聊透頂，你坐在酒家裡，沒有誰認真想跟你交往，你打牌不是，不打牌又不是；第四，紅色打單信亂派，為了充場面，收信人破財兼費時失事；第五，人人虛偽，「做戲咁做」，而且做一場「冇癮」之戲，新人則如公仔，任人擺弄，酒席散後身心疲累，婚姻一開始已經無精打采，凶多吉少。我覺得這種社會風氣實在要改，我自己首先以身作則。

PLAYBOY：你處處以自己為榜樣，那麼你對兒女的教育一定很重視了，聽說你對本港的教育制度不滿，想不讓兒女參與。
周兆祥：本港沒有教育制度，只是學校（Schooling）制度。所謂「教育署」其實不過是「學校署」（Department of Schooling），因為他們做的事十九與教育無關，大半還是反教育的。學校是特別少教育「發生」的地方，大多數父母送子女上學的真正原因不是要他們受教育，而是第一想他們受監管，自己一星期五天可以脫身做自己的事，第二想他們考到文憑找份好工做，第三想他們考入名校或考取好成績作為炫耀。大多數教師自視且被視為數據售貨員，長期做反教育的工作而不自知。總之，送子女上學，害多利少。
　　我在英國已加入 Education Otherwise （另類教育會）這個組織。這個會提倡「Home Education」（我譯作「自家教育」）。即是不送兒女上學，自己來教。自家教育的特點，在於不規定時間表，不預先定下課程，視乎個別發展，因材施教。兒女若真的想返回學校讀書，父母不會阻止。
　　我們從英國回香港後，本來打算給女兒「自家教育」。因為我們看到本地的幼兒「教育」，太恐怖了，從三歲開始做監犯，被「填鴨」、做考試機器。我們參觀過一些幼兒園、幼稚園，實在不忍讓四歲的女兒進去折磨。

PLAYBOY：什麼原因又使你送子女去讀書呢？
周兆祥：終於還是送了她進一間比較理想的幼稚園，現在直升上了小學。其中的原因是：香港還未有條件、氣候搞「自家教育」。在各地先進國家，每個社會至少有幾家人實行，大家街坊一起合作，分頭貢獻人力及資源，在各家輪流進行，互相支持，人手不缺；加上供兒童的參考書和教材豐富（例如有 Children's Science Experiment Kit——兒童科學實驗套裝設備出售，家長可以照說明書與子女一起做），自家教育的組織又長期提供協助與提供服務，定期開會交流心得，解決問題，還有的是西方社會沒那麼重視文憑、出身，除了會考和大學學位之外，還有各類證書、專業資格受承認。香港人的價值觀很不妥，以為上學等於受教育，不上學等於沒有教育，這個社會不大願意承認非正規的教學。如果有個小孩說自己不返學，親友紛紛當他是怪胎。我個人又有其他不利的條件，無法選擇做自家教育的工作。

PLAYBOY：那麼你現在為子女選了什麼學校讀書呢？你感到滿意嗎？
周兆祥：我們選了一間頗為滿意的學校讓子女就讀，這已是在壞制度之中的最佳選擇。這間學校雖然學費很貴，但它與普通學校不同，整套教育哲學很先進：絕不填鴨、尊重學生的人格與個體性、因材施教，容許學生個別發揮自己的能力。那兒大致沒有家課、沒有考試、沒有學業成績的名次，也不是一日八堂，每四十分鐘轉堂。

PLAYBOY：跟你談談素食問題。你提倡素食主義，自己是否身體力行，能切實執行呢？
周兆祥：我漸漸覺悟到吃肉對自己健康生命、對人類社會、對地球生態都有害無益，但也知道一夜之間轉為完全素食是不智的。打算給自己十年時間，肉類愈吃愈少，從十到九成到八成一直減至零。現今已做了一半，我吃肉類大約只等於一般人吃的兩成份量，也許五年後會差不多完全不吃肉。

PLAYBOY：成年人，特別是中年人，吃素而能長壽，這已早有定論。但兒童吃素而不吃肉，是否會損及營養呢？
周兆祥：這要等待科學上的證明，肉食對兒童是否需要。我所得到的資料是，在健康的環境下（可能城市例外），沒有動物供給的營養，兒童一樣能正常生長。我們一生不吃肉，對身體完全不會有壞的影響。古今中外都有社區證明這個事實。營養學家提出過異議，但沒有確實證據。我最近忽然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牛只是獨沽一味：吃草，但一樣能生產營養豐富的牛奶和芝士。從來不會因此影響健康，許多動物都畢生只吃一兩種食物，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PLAYBOY：但我觀察到，兒童選擇他們喜歡吃的東西，會較易吸收營養……
周兆祥：所以囉，現今的問題是，這個社會沒有足夠的素食款式供他們選擇。我們應該爭取要求酒樓茶室提供多些味道好、款式多的素食。如果天天吃「羅漢齋」，當然悶死，也會營養不良。

PLAYBOY：最後，我想問你一個較私人的問題。我知道夫妻之間，在意見和思想上絕難完全一致，許多時一方發展快些，另一方則慢些。我想知道你和佩玲之間的思想距離有多大？是誰先進一些？
周兆祥：有些朋友也曾問及我這個問題：怎會剛好找得到一個太太陪我一起去「顛」呢？一個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多年來逐步蛻變出來的，我們近廿年前相識時許多看法已經很接近，此後一直互相影響，一起演進出一種彼此喜歡的生活方式。當然沒有兩個人的一切觀點會完全一致，但我們兩人對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都有共識。例如她不看電視不打麻將，不用我來說服她。我們都主張簡單飲食，不駕汽車，少行街購物，盡量把握時間放在兒女身上，過獨立遺世的「四人世界」生活，她是護土出身，對健康問題特別留意。她反對使用冷氣機，認為會染上「冷氣病」；她反對味精比我還厲害，她是不准孩子吃蝦子麵的，因為蝦子須有味精，我執著的事情此她多，例如我早巳拒絕使用洗潔精多年，但她間中或會用洗潔精，她下廚時子女有一些肉類吃（比一般家庭少），我下廚時很少肉類吃；但我們一致努力鼓勵子女吃蔬菜，並提供選擇。大致上說，我的視野比較「宏觀」，行動許多時比她先一步（例如我查出某種食物含有可疑昀食物附加劑，她附和從此不買），只因為我特別有興趣看各式各樣的書報，資訊得到較多，做人也比較好幻想。

PLAYBOY：恭喜你們夫妻相敬如賓，生活幸福。希望你們能成為一對模範夫妻！

完

胡主教：

我在十二歲時領洗，從那時起，一直積極參加教會各種善會活動和傳教工作。十五歲的時候，僥倖贏得全港輔祭作文比賽冠軍。十七歲那一年，蒙白主教頒贈當年模範輔祭聖牌。一九七一年，還代表堂區出席歷史性的香港教區會議。從唸中學到大學畢業的十年裏，一直切願投身榮主教靈的工作，做本教區葡萄園的工人。

可是，自從一九六七年以後，我和許多教內外的人士一樣，眼看著社會上發生許多事件，天主教會的反應和立場，使人大失所望。因為我們清楚看到：代表至善之神的教會，竟然一次又一次拒絕站到被欺侮壓迫的小市民那一邊，反而因為要保存本身利益或其他原因，勾結不義的剝削階層和維護他們利益的統治集團。七年前徐主教多次就盲人事件發表親官方的聲明，就是個最鮮明的例子。除了少數例外，我每天接觸到的神職人員，不但沒有基督那份謙遜仁愛神貧的精神，還完全跟社會現實脫節，空談教義，只懂得躲在舖滿地毡的冷氣房內爭權奪利。所以多年來，「天主教徒」的臭名是個沉重的苦架，我活在羞恥和悲憤裏，冷靜地和良心搏鬬，希望證明自己的判斷錯了。

這裏無須重提近三兩年來本地和海外天主教會那些演不完的醜劇，但前幾天在主教府門前發生的事，使我不能無限期掩目蒙混下去。我不敢說知道了全部真相，世上沒有人會知道。但就年來不斷和金禧中學有關的人士接觸，加上幾日來的訪問，我相信金禧至少曾經是教育理想的化身、一個充滿仁愛的地方。年來發生的不幸事件，包括抓一位可敬的修女做代罪羔羊，很可能是校方、教會、官方一再錯誤判斷和自私的結果。這次師生到主教府進謁，日曬雨淋、風餐露宿十多天，上主的牧人竟拒於門外，還容許官方爪牙包圍、隨意拍照、出言恐嚇棧內的羊，又哄騙四位代表作狀談判，骨子裏早支持了官方法西斯式封校。這怎可能是代表真神的教會做出來的事？

經過幾日來在你門外空等期間的深思，我只好作這個慎重的決定，並且公開聲明：從即時起，取銷本人跟天主教會和它屬下一切團體的關係，以及通功的權利和義務。胡主教，你當然知道這聲明的嚴重性，而且要跟一個自己全心愛過、願以身獻的團體決裂，是多麼痛苦的事。但我相信，即使失去了靈魂，而得回了良心，還是值得的。

不再是主內的兄弟
周兆祥（聖名西滿）
主曆一九七八年聖母月第三個主日

1. 周兆祥的世界（1989《Playboy》），岑逸飛訪問
2. 《南北極》月刊第97期，1978-6-16

我如何如是信（周兆祥詳述靈修及思想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