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民主是欺骗性的

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历史，东方古老帝国清王朝江河日下、摇摇欲坠。1840年，英国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并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迫割让给英国。随后英国又陆续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完成对香港的殖民掠夺，香港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总督（即港督）由英国女王任命，“全权代表”女王进行管治，港英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大都由英国人担任，“英人治港”在殖民地获得天然的合法性。由此导致的一个根本结果就是，港英政府自始至终代表英国的利益，而非香港或香港人的利益。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主仆矛盾成了英国对香港的管治逻辑和香港沉沦的根源。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多，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英国又重新确立对香港的殖民统治。面对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化浪潮，港英政府始终心怀抵触，认为民主政治只会破坏香港的社会及政局的安全。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社会混乱、困顿，底层群众经历普遍的苦难和不公正对待，老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法治”的遮羞布已经荡然无存。杜叶锡恩女士在她的著作《我眼中的香港殖民地时代》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港英政府时期贪腐横行、黑恶当道、民主伪善、群众生活水深火热的苦难历史。

殖民地时代香港社会的贪腐是深层次的。殖民者在香港所推行的“法治”优先保障的是极少数殖民者的“特权”，整个社会自然被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群体——外来殖民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剩下的“他们”则是数百万任由宰割的普通群众，在群体关系的扭曲对立中还催生出黑社会性质的“三合会”分子——以“保护费”的形式将殖民者的“特权”和“暴力”变现，最终造成行使公权力的公务人员与“三合会”帮派成员合谋鱼肉百姓。从公共交通设施的使用到普通群众营生的门面店铺，从办理公共教育场所到申请个人“公屋”居住权……凡此种种，“三合会”分子都热衷介入，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搜刮钱财，然后再与各路官员坐地分赃。即便在劳苦大众仅有的立锥之地“寮屋”，“三合会”帮派的渗透也无所不用其极，百姓敢怒不敢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由此助长的贪污腐败风气甚至从公务人员充斥蔓延到建筑、交通、医疗、司法等各个领域。

所有公权力机关及行业协会被普遍的贪腐行为裹挟着，长此以往反而成为了维持香港殖民统治的坚强“护法”——举凡有检举或控告贪腐行为的，往往会收到“没有根据”、恐吓殴打甚至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投送监狱。最终便是“劣币驱逐良币”和“寒蝉效应”——与“贪腐”同流合污的人很快得到升迁；对恶行视若无睹的人可能平安无事，但在某些部门很少能得到提拔；而反对腐败现象的人会因“不合群”被实时解除职务。殖民时代香港贪腐大行其道，权力生态如此败坏，以至于由腐败和不公正引发的强烈不满，只因一个导火索就引发了1966和1967年的市民暴动，并催生了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

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民主是欺骗性的。从英国殖民香港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中，民主在香港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一直到1997年回归前期，港英政府当局联合在港“亲英反中”的所谓精英，破坏香港和平回归的既定政策。在彭定康策动下，开始了激进的改革步骤，推行全民投票制度，突然在1997年主张直选立法局议员和区议会等，以期延续英国殖民统治对香港的影响。在彭定康的授意下，“香港突然冒出一类新政客”，自称所谓“民主派”，这群亲英反中分子和港英政府当局一道，试图为香港的最终回归设置障碍……但终不能阻挡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大势。1997年6月30日午夜，英国殖民主义终结、香港回归中国。回归后的香港人民实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杜叶锡恩是英国人，生活在殖民香港的土地上超过50年，但她选择正义、坚定正道、坚持做正确的事，大胆揭批贪污腐败现象、为劳苦大众奔走呼喊、为贫困儿童伸张正义，这是难得少见的正气、坚韧、执着。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怀有多少真情。在杜叶锡恩看来，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众﹙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选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中调查研究，从而提出具体针对的改革方案。在杜叶锡恩的著作中，我们通过她娓娓道来的叙事，富有洞见的文字和深邃的思考，就能看到这样一个奔走不息、始终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战士”形象，这也是她矢志不渝追求的事业。

人间正道是沧桑。哲人其萎，风范长存！杜叶锡恩女士希望“著作能对年青一代中那些意识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所隐含的危险和所蕴藏的潜力的人提供微薄支持”。走过香港殖民时代黑暗历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正向我们奔袭而来。（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