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罌基督妖教毒害香港！
在香港持續三個多月的騷亂中，有一個亂港群體對香港的毒害極深，卻因其有隱蔽性而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這個群體就是香港的一些宗教團體和神職人員。在絕大多數的騷亂活動中，我們都能找到他們或明或暗的身影。
他們動員、組織教徒上街，在多次運動中沖在暴徒前邊擋警察；在利用宗教理由發起集會；在教會學校發起支持動亂、對抗警察的學生活動以及罷課；組織供應裝備及街頭補給；提供輿論造勢和心理支持……
他們不遺餘力地在香港年輕人的心裡播毒。現在，是時候拔拔毒了。
以往，基督教及天主教香港分支機構很少涉足政事，但這一次，從計劃到實施，香港某些基督教組織屬於全方位配合，幾乎無死角地參與到每一個環節。
在6月9日下午反對派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之前，就有基督教團體打前陣舉辦祈禱會，以所謂“禱告”的名義聚集示威人群。
此後，類似的祈禱會基本上在每次遊行示威前後都會舉行。
參加關懷團的成員分為內圍、中圍和外圍三部分。在內圍活動的牧師站在示威者和警察的中間，名義上說的是要做兩者之間的調停者，但實際上他們基本都站在示威者一邊，即使示威者在做暴力違法的行為，他們實際上充當了站在示威者前方攔警察的屏障作用，使得示威的暴徒更加肆無忌憚。
在中圍和外圍的牧師主要做的是情緒支持和物資支持的工作，所謂為示威者祈禱，慫恿他們“勇敢”向前；組織供應裝備及街頭補給；為街頭“勇武”分子提供休息站和“庇護所”，掩護被水砲車顏料沾染的“勇武”分子。
一定程度上，他們還利用自己的宗教身份，為這些暴徒的活動提供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基督教為這些暴徒的活動提供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教會和團契聚會宣傳似是而非的妖言來蠱惑青少年: 「他們的行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這不一定是錯的。耶穌潔淨聖殿，他也在當時的聖殿裏搗亂，但大家會說，當時環境不公義，要體諒耶穌。」
因為香港從殖民地時期開始政府就選擇了教會作為合作團體，撥款給教會去營運學校，以此減少政府的長期行政費用。
現在香港有285所基督教和天主教小學、235所基督教和天主教中學，均占到香港中小學總數的50%以上。基督教和天主教宗教團體和神職人員就利用其在教會學校的優勢地位，在教會學校發起支持動亂、對抗警察的學生活動以及罷課。
在香港舉辦遊行需要獲得批准，但是宗教集會不需要經過批准，有時候在警察發布反對遊行通知書的時候，一些宗教團體會利用宗教集會的特權進行集會。
提出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香港目前發生的事情，在顏色革命的歷史上，宗教的確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說，宗教就是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
最典型的事例是上個世紀80年代發生在波蘭的顏色革命。當時波蘭民眾運動的主導力量是“團結工會”。 這個“工人組織”之所以成為推翻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權的核心力量，一是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大量支持；二是因為美國政府與當時波蘭籍的梵蒂岡教皇達成了攜手對抗蘇聯、贏得冷戰勝利的共識，梵蒂岡以及波蘭天主教會因此成為“團結工會”的重要後盾。
波蘭宗教氛圍濃厚，即便在上個世紀80年代，波蘭天主教徒的數量也超過50%。
因此，波蘭之所以出現“團結工會”反對“統一工人黨”的奇怪局面，關鍵之一就是天主教意識形態與“統一工人黨”意識形態的衝突與較量。而當年波蘭天主教會對“團結工會”的支持方式，幾乎就是我們今天在香港看到的某些教會行為方式的母版。
整個蘇東劇變、蘇聯解體過程中，宗教作為強大的反政府勢力，是一個明晃晃的存在。上世紀80年代，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親自向前蘇聯的教會領袖道歉。這一行為使得蘇共幾十年的意識形態建設在教會面前突然失去了合法性。
此後，全世界各種基督教派以及邪教蜂擁而入前蘇聯。戈爾巴喬夫甚至接見了邪教頭目——統一教（基督教的變種）教主文鮮明。
蘇聯解體過程中，不僅教徒十分積極，神職人員還公開咒罵政府，倡議號召反對政府，組織街頭活動，神職人員帶頭上街，為街頭運動舉性宗教儀式等等。
奧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動作慢了些。蘇聯解體後，立即高調訪問俄羅斯，奧姆真理教在俄羅斯的信徒很快甚至超過了日本本土的信徒人數。上述種種現實及其走向，如今我們都能在香港看到復製或雛形。 香港歷史與鴉片戰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鴉片戰爭是中國永遠不能忘卻的恥辱，香港就是這一恥辱的標記。鴉片戰爭的結果除了中國被迫對鴉片敞開大門外，西方列強還同時逼迫中國敞開了傳播基督教的大門。
為此，當時參與各種不平等條約談判的西方傳教士不惜採用極不光彩的欺騙手段，以圖在中國快速傳播基督教。因為，對於基督教會來說，信徒就是“羊”，他們是“牧羊人”，將中國人洗腦變成“羊”，就能成為乖乖聽話的財源和工具。
西方宗教勢力的這個夢想，從鴉片戰爭到今天，一直沒有變。因此，鴉片戰爭做為中國的恥辱，準確地說，是生理鴉片與基督教精神鴉片同時湧入中國。
雖然西方教會後來也主張禁煙，但這絲毫不能否認西方傳教士當初與鴉片販子攜手向中國動武的醜陋行徑，中國人也不會忘記抗日戰爭期間西方教會號召中國教徒做日本“順民”的歷史。
香港是個彈丸之地，鴉片戰爭後被割讓給英國時，才5000多人。進入20世紀，香港人口約28萬。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大量人口逃往香港避難，香港人口一度達到160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人離開香港，1945年，香港人口回落至約75萬。
相對於中國內地龐大的人口來說，香港不是西方教會傳教的重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的各類基督教才有明顯增長，但增長緩慢。香港教會人士較早以前指出，雖然香港自稱基督徒的人不少，但固定上教堂的人數長期沒有超過人口的4%。
然而，1997之後，香港基督教有了快速發展。 2019年數據顯示，香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有88.9萬人。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人口比例的10%。而且，這個數字沒有明確是指自稱基督徒，還是指固定上教堂或領聖餐的人數。
其他報導指出，97以後，香港的基督徒與佛教、道教已處於三分天下的狀態，甚至有人說香港的基督徒已佔人口的一半。這個說法並非毫無根據。 97以後，各種基督教會和宗教組織在香港開辦了近千家中小學及幼稚園。作為對比，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在香港開辦的學校及幼稚園加起來不超過200家。
幾年前香港發生的“反國民教育”示威，實際上就是從少年兒童教育開始，反對國家認同。在教會中小學佔據半壁江山的香港，基督教組織從幼稚園開始就向孩子們灌輸宗教意識形態。以至於在這次香港動亂中，人們發現香港很多學校教材充斥醜化、抹黑祖國的內容。
這樣的學校教出來的孩子，成為這次街頭動亂的主力，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樣的教會學校公然支持動亂，也就容易理解了。這樣的教會組織親自參與街頭動亂，也讓我們看到宗教在顏色革命中作用，已經在香港呈現明目張膽的態勢。
當年支持“反國民教育”的香港名人，很多也是基督教徒今天香港動亂的支持者。
政教分離是當今世界的普遍原則之一。教會主導義務教育是違背政教分離原則的。
英國離開香港之前，一定程度上還奉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因此，香港基督徒的數量增長不算很快。 97香港回歸，英國離開香港後，美國勢力大量進入香港。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人數將近千人，居然與駐北京大使館人數相當。美國雖然也號稱是政教分離的國家，但美國的政教分離與歐洲啟蒙運動後的政教分離不同。
人們通常理解啟蒙運動後的政教分離是指：宗教不能干預世俗社會。具體說，教會不能干預義務教育。而美國的政教分離恰好相反：世俗政治不能干預宗教。因此我們就能理解，教會反對公立學校講授達爾文進化論，這種事情在歐洲政教分離原則下不太會發生的事情，在美國政教分離原則下就很正常。
香港今天的教育在相當大程度上違背了政教分離原則，成為向青少年灌輸宗教意識形態的強大工具。基督教意識形態從冷戰時期開始就與中國的執政黨有尖銳的對立。
香港部分教會和宗教組織，同樣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成為街頭動亂的支持者、鼓動者、參與者。 顏色革命工具的有效性，則建立在從少年兒童教育開始的宗教意識形態灌輸。這就是香港回歸20多年後，香港部分年輕人日益與祖國背道而馳的根本原因。
反過來說，這次香港動亂的好處之一是，它使我們更加看清了在“新冷戰”背景下宗教的本質和作用， 宗教意識形態在“政教合一”背景下，必然成為反對世俗政權的力量。黎智英等很多香港動亂的主導者、支持者都是基督徒，內地一些基督徒也試圖相應動員，朝香港匯聚，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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