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郵政、航空員工一一罷工 為了反對不合理減薪、裁員而投票罷工的英國空服員們,似乎和港澳台大衆印象中傳統的空姐甜美形象有所不同。然而,各種大型服務業的罷工,近些日子來在英國已日益頻繁。不論是倫敦地鐵、英國郵政(Royal Mail),或是數日前的歐洲之星列車(Euro Star),都發生了罷工行動。雖然英國一向在歐洲被視為勞工運動較不激進的國家,但罷工行動仍是各種有工會組織的勞工,在談判上不得以時施展的一個可能選項。 面對勞工的團結行動,公司也並非只默默採取守勢。此次英航公司即不斷在媒體、特別是主流右派媒體上又軟又硬地抹黑工會。 儘管英航公司對員工的片面減薪、減少人力的舉動毋庸置疑,英航公司的執行長Willie Walsh仍發表公開聲明,譴責罷工行動:“這次罷工是完全不正當行動。削減支出成為英航當前最關鍵的要務,甚至比起重新獲利或長期生存更為重要。但我們的機艙乘務員拒絕嚴肅的參與這樣的過程。……當這項跨及全公司的削減支出計劃將會影響到他們的時候,他們被工會可恥地誤導。” 英航公司對外將各種侵犯勞工權益的舉動,都推為“經濟不景氣的結果”。同一時間,則有右派媒體大肆報道英航的某一工會領袖,在美國洛杉磯擁有一棟有游泳池的別墅,値40萬英鎊。除此之外,公司也釋出消息給媒體,指出英航空服員在同業中待遇偏高,暗指其不値得同情。也向法院控吿工會罷工違法,成功讓法院判定暫停罷工行動。種種舉動,都意圖瓦解勞工罷工的正當性。因為,一直以來,罷工和勞資談判結果都不只是一個“做與不做”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支持與否”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在英國,儘管不論是郵政、地鐵、英航等罷工舉動造成了諸多人的不便,一般民衆仍是對罷工行動頗有同情,認為“這是爭取權利的一種正當方式”。一種“見怪不怪”、“支持勞方向資方爭取權益”的社會傳統,讓英國勞工組織更可能採取激進的團結行動,維護自身權益。更經常有勞工罷工的法國,其傾向右派的總理薩科齊,竟也只得尷尬地對外表示:“法國如果遭遇到罷工,不妨就當作是種法國的特色體驗。” 港澳台:難以說出的“罷工”二字 反觀港澳台三地的社會狀況,對此有着極大的差異。以台灣為例,許多台灣勞工組織倘若要採取罷工行動,馬上被媒體和輿論批評為“不負責”、“不敬業”。2002年台灣鐵路工會有意集體罷工、讓鐵路停駛時,也只能傾向對媒體宣稱是“集體請假”,而不主動提“罷工”二字,可見台灣社會對“罷工”的封殺壓力有多大。2005年中華電信工會通過罷工投票,但在實際執行罷工時,也因眞正願意站出來支持工會行動而罷工的勞工人數太薄弱,最終無法阻擋資方民營化的推動。 鑽硏台、港勞工運動的英國艾薩克斯社會學博士候選人邱毓斌,在多年前觀察了英國消防員罷工事件,寫道:“英國消防隊工會為了爭取加薪,在2002年10月18日進行罷工投票,高達87.6%的會員同意罷工。結果,在英國始終有超過一半的民意支持他們的行動。這或許跟英國社會收入的逐漸兩極化有關,特別是公共服務業的勞工,像公務員、警察、老師、護士等等,在經過保守黨十七年執政後,收入被壓低,許多人在成家之後都被迫要兼差才能付得起房貸。” 他觀察到:“罷工期間,朋友寫信給我說他們鎭上的消防隊前面掛着一張布條:‘如果你不贊成我們罷工,請靠邊停車,吿訴我們為什麼。’結果朋友在旁站了半天,不僅沒人停車,計算的結果,平均每五輛經過的車子中就有兩三輛鳴喇叭表示支持的,場面壯觀。這在台灣還眞是難想像啊!” 還記得,香港2007年發生了大規模的“扎鐵工潮”,舉行了36天的罷工行動。同一時間,澳門當地的扎鐵工人也有響應的舉動,其他產業工人也受此鼓舞,紛紛醞釀各種爭議行動,可謂一時工潮力量在港澳星火燎原。但這樣的行徑,竟然被諸多社會人士批評為“貪得無厭”、“基層工人根本沒有條件和資方爭取薪資”。而參與協助扎鐵工人的工運組織則被媒體指責是將“工潮政治化”,說他們“騎劫工人”、“煽動工人”。種種的社會輿論中,除了少數的社會進步人士之外,很難聽到“勞工本有權利、也必須如此行動,才能爭取合理勞動條件”的呼聲,也因此制約了勞工運動的發展。很明顯地,面對日益高漲的資方勢力,不論是港澳台三地,勞工和社會還有很多値得學習的地方。 罷工行動的必要突破 當然,英法國家的這些勞工行動,也並非是絕對站在促成“社會進步”的一方。一方面的問題是,罷工的行動和爭取的訴求往往仍是以“單一公司的員工”為範疇,難以處理“如何關照其他勞工”的問題。實際上,在僱傭型態日益彈性化、碎裂化,如各種“外判勞工”、“派遣勞工”、“部分工時勞工”也時常和“正常勞工”的工會組織發生衝突。只因為後者認為和其他“非典型勞工”有着不同的利益使然,不願意吸納他們加入抗爭的同一戰線。也因此,隨着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近來各個資方不斷對外批評這些罷工員工“薪水偏高”、是“貴族勞工”的言論,似乎有越來越獲得民衆認同的趨勢,値得注意。以單一工會為範疇的爭議行動,有必要更擴闊其捍衛對象,達到普遍人民的範疇才是。否則,資本的邏輯恐怕只會無情地讓這“爭取勞工權益的單一公司”利潤下降,最後在市場遭淘汰,而繼續剝削其他工人罷了。 另一方面,罷工行動如果不能將爭議的目標上升到對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質疑,往往難以跳脫出“公司賺錢、勞工才能有錢”的勞資共生邏輯,各種抗爭行動也將因此大大受限。特別是如同今日,當資本主義本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發生時,“勞工再抗爭、公司就要倒了”的風聲四處飄散,沒有看清楚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勞工也將喪失積極爭取權益的勇氣和知識。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全世界勞工運動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眼界拉回我們的生活周遭,不論是台灣、香港或澳門,我們社會中的勞工運動,該如何發展,因應越來越大的資本勢力挑戰?一位台灣電子佈吿欄上的靑年網友,在看完了英航罷工的報導後,默默地留下了一段話:“還蠻羨慕的,台灣要是有這種工會,應該不會22k政策(按:指台灣馬政府今年推動的“大專企業實習計劃”,使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起薪每月僅有22000元,平均薪資減少2成)……。”相信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勞工處境日益窘迫的今日,我們需要這樣的羨慕。同時,我們也更需要化羨慕為實踐的勇氣,讓勞工自發組織的力量,在我們的社會中擴散開來。 (寄自倫敦,作者為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林柏儀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1/04/content_4121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