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雖然告一段落，可是一些現象仍困擾心中，為什麼人心如此容易改變？反戰者的吶喊完全熄滅掉；伊拉克人在戰後的表現，短短十多天裏，竟然由「仇美」轉為「媚美」。難道現代人只能對「真理」堅持十多天？

在看弗洛姆的著作，對現代人的思維慣性，得到一些啟發。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有兩本名著，一本是《愛的藝術》（Art of Loving），另一本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在《逃避自由》中，他分析人類存在一種很奇怪的行為現象，就是拒絕接受自由。本來，人都是嚮往自由的，否則人類為何為了爭取民主而犧牲性命？

哲學家將自由區分為客觀的自由與主觀的自由。客觀的自由是指政治層面的人權、平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而主觀的自由是指個體的自覺性，屬於人能否自覺地主宰自己去生活之層次（唐君毅語）。所以弗洛姆說逃避自由，是專指我們逃避自覺抉擇的痛苦。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小說中，提到自由對生活在自由社會跟生活在極權社會的人來說，完全是兩個不同的詞彙。他是捷克人，經歷過失去客觀自由的痛苦，所以他自信有資格去討論自由問題。他諷刺那些已經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往往遺忘了過去的歷史，遺忘了人類為奮鬥自由民主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於是我們不再珍惜自由，甚至開始逃避自由。這表示人雖然擁有了客觀的自由，並不表示一定生活幸福，人類不一定能承擔得起自我抉擇的自由。用邏輯關係說，客觀自由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表示僅僅擁有客觀的自由，我們不一定能自覺地主宰自己去生活。香港現時的處境，除了「非典」危機外，更深的危機，就是我們只關注每天「非典」的感染數字，而忽略了基本法二十三條款的立法程序問題。

另一令我們逃避自由的原因，是經濟的結構。自由社會跟市場經濟有一定的連結。市場經濟在經濟學來說，當然是一種充分理性的表現；只是，它亦有一些副作用。在現代經濟理論中，普遍相信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個人都想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maximized），我們不斷借助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分析來獲取這種利益，於是「成功人士」的理念被理解為理性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經濟人的特點就是以經濟掛帥，排除道德判斷的義務性。有時為了自證自己的理性化，便把利益與道德掛勾，一方面假道德之名作自我肯定，好像美國侵略伊拉克，以反恐為召號；另一方面又要換取最大的利益，美國人普遍認為控制石油產量（利）與反恐（義）並不排斥，甚至是相輔相成的。

自由對許多人來說，是一樣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對其他的人來說，它又是一種威脅，其中的理由是什麼？

在一些極權的國家裏，人民普遍失去了自由，我們相信沒有人願意被極權統治的；但是現實上，在北韓，在伊拉克，我們卻發覺許多人情願接受一位領袖的主宰，我們又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他們是否真心服從外在的權威？抑或也服從內在化的良知呼喚，對自我有一種自覺的責任感？當美軍進入巴格達市數小時之後，許多人就忘記被轟炸的仇怨，群起幫助美軍拉倒侯賽因的銅像，由「仇美」一下子轉為「媚美」，這又表示什麼樣的人性現象呢？

於是，弗洛姆質疑人類本性中是否與生來便具有追求自由的願望？人們為何為自由而奮鬥？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是否純粹是先天的，還是與我們生活的文化背景有關？再進一步，他反問：自由是否會成為一種負擔？一種過分沉重，使人們不能承擔的負擔，因而人們竟企圖逃避它？

英國哲學家霍布士（Thomas Hobbes）認為人性中有追求權力的欲望及敵意這些驅策力（drives）；可是，他仍認為，這些驅策力乃是利己的合理結果。他相信人是自私的；人類都想追求自己的幸福，由於沒有足夠的資源，主觀願望與供求脫節，因此必然會彼此鬥爭，爭奪權力以保障在未來仍然可享受到目前所享受的滿足。可是，霍布士的解釋並不能說明法西斯主義現象。

弗洛姆壯年時正處於二次大戰前後，對曾猖獗一時的法西斯主義感觸甚深。他發覺法西斯主義對當時的社會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這明顯是有一些心理因素。法西斯主義並不訴求於利己或互利的理性力量，相反地，它有意要喚起人性中的暴戾力量，刻意去破壞。

自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就將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我們相信人性是不同於動物性的，我們是理性的，而動物才是暴戾的、獸性的。理性的特質就是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人的一切行為必然會取決於對自己是否有利，懂得為自己的幸福著想。但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讓我們看見人性的幽暗面，人類竟然會以仇恨、破壞為指導原則，即使毫不利己亦要對別人操控報復。

人性有一特別的傾向，就是逃避抉擇的自由，因為抉擇是無比痛苦的。

逃避自由現象另一種模式是逃避入宗教迷信之中。

宗教的本懷是人經歷世間許多事情之後，甚至歷盡艱困的精神修行，平靜下來反思整體人生的意義，他驀然仰望於天際，發見神聖而永恆的世界，冀望在那尋求終極的安頓。但是俗情世界的宗教迷信，往往是「廉價傾銷」，讓信眾輕易逃避入超知識的終極領域，自覺自我的存在有明確的使命感。

一位智者模樣的人宣稱：「我告訴大家，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傳授正法，我的法身已經多得無法計算……我的法身什麼都知道，你想什麼他都知道，什麼他都能夠做。」

宗教迷信必須運用包裝。宗教教主，通常擁有慈祥的外表，得人景仰，從容的氣度令信眾遐想神往，從而產生移情作用，想像他每一句話深藏智慧，能引導眾生開悟生死之謎。物質條件同樣重要，宏偉的建築、龐大的空間使個體壓縮，使信眾自覺自我的渺小。自我既如此渺小，才能謙虛接受神秘的可能性，烘托出在我之上，有超自然的神靈存在。

教主崇拜是迷信宗教的標誌，這類宗教的信徒有兩類，一類是被動形態，只在祈福消災，有神靈庇佑，將教主視為神的使者，我們稱為祈福宗教；另一類狂熱的信徒，才是本質的信徒，他們自覺內心有一種使命感，他們每天等待的，竟不是幸福，而是上天賜給他們苦痛、挑戰考驗。他們絕對信任教主，一方面願意絕對奉行他的訓令，更重要的，他們會從自己的「靈感」中將教主的訓示加以發揮，將教主的訓示「上綱上線」，千方百計，將自己所實踐的使命與宇宙的目的連結上一種神秘的關係。他們為了證成自我的特殊性，所以特別強調犧牲、忍辱，乃至放棄一切享樂，將苦行崇高化。

宗教迷信的特質，是將理性麻醉，「刻意」相信一些匪夷所思的內容，愈神怪則愈能引發人內心深層的神秘本能，於是對世界種種的事象，都有一套簡明而深具目的性的答案，例如香港的經濟低迷是風水氣數問題，董先生的管治失效，是他命犯太歲……。

在一些大型的布道會中，我們很容易看到教徒作出許多情緒反應，如大哭大吵，嚷著自己有罪……。布道會的領導者，亦有意鼓動群眾宣洩情緒，於是整個會場充滿認同氣氛，教徒失去自己的個體性，就變成被動地受感染，情緒很容易被引發出來；一些有精神病傾向的人，最易被激發，做出更多非理性的舉動，更加感染會場中每一分子。其他的疾病患者，亦會因此加強信心，甚至獲得奇蹟般的治療效果，愈發鼓動會場的情緒，獲得前所未有的神秘體驗。馬克思曾稱宗教為精神的鴉片，有相當的道理。

陶國璋‧哲學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