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基督教思想之演變

宋慶齡與基督教的關係錯綜複雜。她出生於一個典型的基督教家庭，丈夫孫中山又是一個熱愛耶穌的人，按理她也應該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她在新中國成立後多次否認自己信仰基督教，甚至說孫中山也早已脫離基督教，晚年卻又承認基督教教義對她的影響甚大。宋慶齡長期生活在濃厚的宗教氛圍內，其宗教思想絕不可能突變。本文從基督教教義及其社會功能、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等諸方面入手，分析基督教對宋慶齡人生道路的影響，以及宋慶齡從信仰基督教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過程。

宋家不僅有顯赫的宗教背景，而且帶有濃厚的革命氣息，它使宋慶齡生來就是一個基督教徒，並「從基督教教義這個根子上發展到革命」（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頁）。

宋慶齡母親倪珪貞出生於基督教世家，與天主教在華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啟有淵源；父親宋嘉樹是基督教傳教士，美國監理會在華年議會的第一位華人會員。宋嘉樹結識孫中山後，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救國理想使他們很快成為「同志和朋友」。宋慶齡曾說：父親不僅在經濟上幫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還冒險在自家的印刷廠裡為孫中山印刷宣傳革命的秘密小冊子。孫中山每次秘密回國，途經上海時「必然」住在宋家。（宋慶齡：《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

宋家濃厚的宗教氛圍，使宋慶齡和她的兄弟姐妹自幼沐浴在上帝的光環下。母親每日舉行家庭祈禱，送子女到主日學校接受宗教文化教育，並要求他們去教堂聽冗長的講道。童年宋慶齡不僅專注聽講，而且還勤於思考，並經常跟隨母親外出救濟窮人，在母親不求回報的善行中，體悟基督教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博愛。

宋家神秘的革命氣息是將宋慶齡引向革命之路的原始圭臬。宋嘉樹之於革命是為了在中國實現基督教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在父親的影響下，辛亥革命勝利後，遠在大洋彼岸求學的宋慶齡特意著文，歌頌辛亥革命「已給中國帶來了自由和平等」，並認為「指出通向博愛之路的任務可能就落在中國這個最古老的國家身上」。然而，辛亥革命並沒有給中國帶來自由和平等，共和事業不久又重遭挫折。1913年宋慶齡大學畢業時，宋家正因「二次革命」失敗而與孫中山等人一起流亡日本，宋慶齡帶著歐美華僑托付她轉交孫中山的一箱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來到日本。因為父親與孫中山的關係，宋慶齡繼姐姐宋藹齡之後成為孫中山的英文秘書。

孫中山不信仰神化的上帝，但崇信作為救世的革命者的耶穌。他常稱自己「不是屬於教堂的基督教徒，而是屬於耶穌的基督教徒。」宋慶齡將孫中山視為自己的老師，因而孫中山這種獨特的信仰方式，對宋慶齡的影響是巨大的。

1915年10月，在確定孫中山已離婚後，宋慶齡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去日本與孫中山結了婚。宋氏夫婦極富基督教「捨我為人」的奉獻精神，但是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女兒犧牲自我，同孫中山一起踏上荊棘之路。然而，家庭和教會教育的長期熏染，早已養就宋慶齡博大的胸懷，宋慶齡極願意為中國革命奉獻自己。婚後不久，宋慶齡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坦言自己是勇敢地克服了懼怕和疑慮而決定結婚的，並說：「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勞動和犧牲將得到報答，那就是看到中國從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來，作為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共和國而站立起來。」

但是，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不僅被孫中山的政敵橫加誣蔑，同時也遭到傳教士的齊聲指責。傳教士們認為孫中山違背了基督教的道德。他們去找宋慶齡的父母，說明他們的看法並試圖勸說他們把宋慶齡從日本追回來。宋氏夫婦的確這麼做了，但被女兒含淚拒絕。此前，孫中山從事反清革命時，「教會懼其波及」，宣言去之，孫中山因此不再進教堂禮拜。教會的二次非難，使宋慶齡與孫中山一樣，從此不再進教堂禮拜。因為宋慶齡不去教堂，當時的傳教士便認為她不再是基督徒了，宋慶齡傳記的權威著者愛潑斯坦先生也認為宋慶齡和孫中山一起從此同神學分手了。這樣的思想突變十分唐突，欠缺合理解釋。事實上，宋慶齡雖然和孫中山一樣不再進教堂，但也和孫中山一樣沒有因為教會的非難而放棄信仰。孫中山曾解釋他雖然離開了教會，但仍然是基督徒，教會去他，不當在教會，並非教義不足貴。

跟隨孫中山以後，宋慶齡的宗教世界不僅在形式上有了變化，其實質也起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宋慶齡受孫中山影響，從重視基督教追求至善境界的道德理想出發，不再在乎基督教的神學內容和教堂禮儀；另一方面，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使接受了達爾文「進化論」洗禮的孫中山一度對基督教持懷疑態度，而這又直接地影響了宋慶齡。孫中山曾將自己閱讀的懷特的《基督教領域裡的科學與神學之爭》、尼采的《上帝之死——反基督》和柏格森的《生元有知論》等書轉交宋慶齡閱讀。當宋慶齡告訴孫中山，她在美國上學時，「一到星期天學生們就被趕到教堂去做禮拜，我總是躲進衣櫥裡，等女舍監帶著姑娘們走了之後才出來給家裡寫信。」孫中山明確告訴她，「他從來不信什麼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宋慶齡書信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頁）宋慶齡婚前一直被教導不可懷疑上帝的絕對權威，但在丈夫的宗教世界裡，她卻看到了另一個耶穌基督。孫中山雖然不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但他卻為宋慶齡打開了一扇通向唯物主義的窗戶。

自1922年始，中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國民黨內部的反教氣氛也十分濃厚。1925年3月，孫中山彌留之際，非基運動正處於高潮，孫中山十分擔心黨人因宋慶齡的基督教徒身份而對其不敬，他特囑國民黨各領袖，在他死後，切勿因宋慶齡的基督教徒身份而為難她。

1926年1月，宋慶齡出席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青年運動報告決議案》明確規定：「一切反基督教運動，應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觀點上與教會學生聯合，不應站在反對宗教的觀點上與教會學生分離。」1927年，宋慶齡在武漢時期，還曾與孫科、徐謙等人一起，公開反對非基運動全面否定基督教的錯誤觀點。

1927年8月，宋慶齡憤而出走海外。在柏林居住期間，她或到圖書館去潛心讀書，或同鄧演達、葉挺、章克、黃琪翔等研討工農問題。海外的4年是宋慶齡一生中政治思想轉變的關鍵期，從30年代初期她回國後發表的《宋慶齡之宣言》、《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中國的工人們，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等重要文章看，她已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根據已經公佈的材料，宋慶齡在30年代初期已經加入了共產國際，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無疑也影響了宋慶齡對宗教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從政治的角度，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私有制的出現導致了階級分化，在階級鬥爭中，統治階級利用宗教麻痺被統治階級，私有制被消滅之後，宗教也將隨之消亡。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對一切宗教持否定的態度。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以階級鬥爭學說為核心，因而也遭到主張不分階級、不分敵我以求「博愛」的基督教會的反對。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之間似乎是對抗的，西方教會因此而與蔣介石政權達成共契，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宗教政策也規定對一切宗教，尤其是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基督教予以沉重打擊。

宋慶齡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贊成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她還沒有完全放棄上帝，但是受馬克思主義階級說的影響，她心目中的上帝形象又有了變化。

宋慶齡對妹妹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十分氣憤，認為這一婚姻的雙方都是出於投機，絕無愛情可言。1930年蔣介石在宋美齡的攙扶下進教堂受洗，皈依基督教。與宋慶齡和孫中山不同，宋美齡和蔣介石非常注重信仰的形式。蔣介石不僅每天讀聖經，每逢星期日還必做禮拜。但正是這樣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卻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大開殺戒，遇害者中包括鄧演達、楊杏佛等曾經與宋慶齡親密共事的同志。1932年，6位左翼作家聯盟的青年作家遇害，宋慶齡憤怒地對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說：「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員長把我們最優秀的青年活埋了。顯然，他修讀聖經，還沒有讀到哥林多書哩。」《哥林多書》痛斥派系紛爭，宣揚博愛。蔣介石自稱基督教徒卻無視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宋慶齡對此十分不齒。宋慶齡厭惡蔣介石的政治流氓行為，不願與之為伍，她在政治上宣佈與他分道揚鑣，在宗教信仰上也是如此。她說，「如果他也算是個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受馬克思主義階級說的影響，宋慶齡心目中的上帝不僅是革命的，對不同的人也是有分別的，不會接納蔣介石之類的「反革命」，「沒有一個『反革命』能進天國之門——即使是孫中山守門也不行。」（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頁）

在斯諾的《復始之旅》中，宋慶齡是一個對上帝有著不同理解的基督教徒。1959年，宋慶齡得到了問世一年的《復始之旅》，閱後十分失望。她給一些海外朋友寫信，表達自己的不滿，在致新西蘭友人詹姆斯．貝特蘭函中，她稱斯諾在書中：「錯誤地引用了我的話，把我描繪成一個基督教的改革者，而我不是的。」並認為斯諾的這些敘述對她或對中國「既不誠實也不友好」。

宋慶齡從50年代開始有反基督教的言論，這與當時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態度有關。建國初期，黨和國家的宗教工作重點是使中國的外來宗教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1957年之後，隨著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在狠抓階級鬥爭的號召下，宗教被當作「精神麻醉劑」、「鴉片」受到嚴厲的批判。在這樣的形勢影響下，宋慶齡的宗教思想受到很大觸動。在上海宋慶齡故居藏書目錄中，宋慶齡這一時期的哲學類藏書主要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和批判唯心論的書籍，如：《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學大綱》、《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唯物論的歷史觀》、《科學與唯心主義的對立》、《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學大綱》、《唯物主義史論叢》、《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二書的討論》、《共產主義世界觀與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等等。顯然，宋慶齡正在通過學習，自覺清理自己頭腦中的唯心主義成份，與上帝作徹底的決裂。這一決裂的後果就是她對自己過去的基督教徒身份，乃至對孫中山生前基督教徒身份的否定。

宋慶齡絕不是一個迫於形勢而改變自己信仰的人。她熱愛新中國，堅信共產主義理想。一方面，在經歷了洗腦般的大量閱讀後，她認同了宗教是唯心的；另一方面，她認為將她描繪成一個基督教徒不僅對她也對新中國「既不誠實也不友好」。1966年，當一個對新中國懷有敵意的《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福竭力想要宋慶齡承認自己還是一個宗教信仰者時，宋慶齡為了澄清事實而致函友人愛潑斯坦，她在信中否認了孫中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明確表示她和孫中山倆人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宋慶齡雖然在形式上同上帝徹底決裂了，但基督教教義中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以及犧牲、寬容等精神早已深深地浸潤在她的骨髓中。1978年，她對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坦言：「在我頭腦中，還殘留著《聖經》的博愛思想。」

中國在經歷了長期而又痛苦的階級鬥爭後，終於把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黨的宗教政策趨向實事求是，宗教不再被認為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在和平建設時期，「博愛」精神重新確立了它的正確性和重要性。1980年，宋慶齡要求郵電部把孫中山手書「博愛」兩字製成郵票，「因為我們再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和平及對人類的愛。」

《探索與爭鳴》2004年07期，朱玖琳